自從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出「無處不旅遊」此一概念之後，在香港這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環境裏，有人唱反調打對枱，實在是不出為奇。之前撰文提到，某名退休高官近日又跳出來，煞有介事地叫當局「與其費盡心力在旅遊，不如做好商貿物流同金融業」，說得好像旅遊、經貿和金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不能同時搞一樣，便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
有人或者認為，人家之所以這樣子，正是因為當局近年「偏科」，過份關注旅遊業的發展，但實際情況很有可能是，輿論特別是部分媒體，喜歡做香港旅遊發展的文章。事實上，當局為了推動金融和航運發展，近年亦推出了不少措施，例如港證監與港交所於去年10月發布聯合聲明，對符合規定的百億估值以上A股公司開辟「快速審批通道」，疫後曾沉寂一時的港股，隨即被激活，今年首五個月便有28隻新股上市，集資額達177億港元。
航運方面，隨着國際海事組織(IMO)對於碳排放的嚴格管控，制定了2050年實現國際航運淨零碳排放的目標，特首亦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香港要加快綠色航運中心建設，包括：推動註冊船舶綠色化、構建綠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以及提供綠色燃料加注的配套。與此同時，政府於去年11月公佈《綠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動綱領》，訂立了2026年香港註冊船舶的碳排放降低至少11%，以及2030年降低葵青貨櫃碼頭碳排放30%的目標。
換言之，當局在推動金融和經貿方面，並不是沒有出招，只是這類消息從傳播學層面而言，不夠吸引眼球。一來撇除別有用心的帶風向，大部分傳統媒體和自媒體，都喜歡把焦點放在報道負面消息，尤其是能夠帶來爭議和非議的新聞，因為這樣才能挑起對立乃至罵戰，有利於推高銷量或流量。從商業的角度而言，所謂「新聞價值」，可不像從業者說得如此高大上，而是以銷量和流量來衡量，因為這樣才能將流量以各種方法變現。
如此一來，當局在經貿或金融層面出招的舉措，由於涉及專業知識，而且對於普通市民而言，能夠帶來的經濟效益或影響，實在過於間接，所以除了業界之外，這類新聞即使有報，也不會被拿來大書特書。相反，旅遊業態對於普通市民而言，影響可謂非常直接，遊客多了會影響當地交通和人流，兩者交流又有機會出現摩擦，遊客少了又會影響飲食和零售業的生意，甚至影響店舖租值和空置率，能夠帶來矛盾位的負面新聞既多，而且通俗易明，自然容易成為輿論焦點。
況且，相比其他經濟政策，在旅遊事務上給建議，實在不太需要專業門檻或資歷，訴諸權威的傾向亦不明顯，而且旅遊價值如同文化價值一樣，根本是一門難以進行量化的「玄學」，形成一個人只要有一張嘴，再加上有一定的輿論影響力，都可以跳出來發表高見。這也在某程度上能夠解釋，何以在所謂通關之後，不同立場的各路人馬，都喜歡在香港旅遊業發展上做文章，甚至是發表一些奇葩的建議或意見。
那些反對派或境外媒體，喜歡借題發揮，宣稱《國安法》的實施，又或者是內地居民「消費降級」，影響了香港的旅遊業，這自然是立場使然，但在另一邊廂，部分建制派給出的吸客招數，也是有夠奇葩，變相為別有用心之人贈送彈藥，例如有議員三天兩頭便想香港搞地攤經濟，呼籲當局放寬小販擺賣的規管，用盡各類小資總愛的修辭，美化小販路邊攤，吹成是啥文化啥特色，便是有夠趣緻。
至於另一名議員提議，要把圖書館變成「旅遊打卡點」，亦被不少反對派支持者視為笑柄。雖然這樣說會得罪人，但是此類奇葩建議之所以出現，某程度可能是源於某些人在高薪厚祿之下，逐步形成了「階級局限性」，因而培養出一種脫離貧富大眾的布爾喬亞情調，正如一個住在保安森嚴的中產私人屋苑之人，不會明白圖書館對於貧苦學生而言，是遠離煩囂的一片淨土，亦不明白鬧市內的地攤，何以是治安或消防隱患一樣。
由是觀之，「無處不旅遊」的理念本身沒有錯，而香港旅遊業態在輿論上，之所以出現不少雜音，既有訪港旅客原居地仍以內地為主，較易挑起兩地對立矛盾，因而受到部分媒體的立場和報道取態所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推動本地旅遊業發展，難以釐定可以量化的標準，導致部分建議或意見，質素參差不齊。是故，讓某些人跳出階級局限性，從而提升議政質量和水平可能才是問題關鍵。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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