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盛事經濟若要真正獨步亞洲，不能僅靠「更多活動」，而需直面那未被言說的歷史空缺——一座海港城市，為何始終未能讓海洋成為盛事的核心？唯有填補這一空缺，維港方能從「背景」躍升為「主角」，而香港的盛事，也才能真正成為「唯有此地，方能如此」的獨特存在。
海港的「功能性」歷史
香港開埠以來，維港的角色一直是功能性的：貨運樞紐、軍事要塞、貿易通道。殖民政府將海港視為經濟命脈，卻極少將其塑造為公共文化空間。維港兩岸的填海工程，多為商業與基建服務，而非市民生活或文化盛事。這種「重實用、輕體驗」的思維，使得海港在社會意識中，長期被框限於「運輸」與「經濟」的範疇，而非「文化」與「記憶」的載體。
即便回歸後，香港的盛事經濟仍延續了這種路徑依賴。近年來，香港以其國際化都市的獨特魅力，積極舉辦各類大型盛事，從藝術展覽到國際賽事，從文化節慶到商貿會議，盛事活動成為推動城市經濟、文化交流及國際形象的重要引擎。根據2023至2025年上半年的香港盛事年表，數百項活動涵蓋文化、體育、商貿、藝術及科技等多個領域，顯示香港正努力鞏固其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地位。從年表可見，香港盛事種類繁多，涵蓋展覽會、國際賽事、文化節慶及高端會議。
會展中心、體育館、西九文化區等「陸基場地」成為盛事首選，而海濱則淪為點綴性的背景。這種選擇看似務實，實則反映了對城市本質的認知偏差——香港的靈魂在於「城海之交」，但盛事卻始終未能真正擁抱這片水域。
政制的慣性：碎片化治理與濱海規劃的斷裂
香港的海岸線管理長期處於碎片化狀態：海事處、規劃署、康文署、漁護署等多頭管理，缺乏統一的濱海盛事策略。例如，維港兩岸的公共空間權屬複雜，部分區域受《海岸保護區條例》限制，部分則由私人發展商持有。這種行政割裂，使得大型濱海活動的協調成本極高，阻礙了創新。
更關鍵的是，過往的盛事政策多聚焦於「經濟效益」與「國際形象」，而非「在地體驗」。政府推動的MICE（會議、獎勵旅遊、展覽）項目，往往優先考慮場地容量與交通便利，而非文化獨特性。結果便是，香港的盛事雖多，卻鮮少能讓人記住「這只能在香港發生」。
海洋文化疏離
香港人總說自己「靠海食海」，但公共領域對海洋的詮釋卻極其單薄。傳統節慶如天后誕、龍舟賽雖與海相關，卻被儀式化為觀光項目，未能深化為現代盛事的文化基底。對比悉尼的「海港狂歡節」（Sydney Harbour Festival）或里斯本的「海洋節」（Festival do Mar），香港缺乏一種將海洋轉化為當代集體記憶的敘事能力。這種疏離感在年輕世代尤甚——他們可能從未在深水灣的礁石間捉過蟹，不曾聽過避風塘艇家的鹹水歌，更無法理解為何祖輩會對著茫茫大海燒衣祭奠。
這種疏離，部分源於城市發展的急速陸域化。填海造地、高樓密布，使得市民與海的物理與心理距離日益拉遠。當海濱長廊成為跑步徑而非文化舞台，當離島僅是郊遊點而非靈感來源，盛事經濟自然難與海洋深度結合。
從「功能海港」到「文化海港」
要釋放濱海盛事的潛能，需超越技術層面的「場地優化」，直指歷史、治理與文化的結構性問題。解開這重重困局，需要一場對海洋角色的文藝復興。維港不該只是盛事的背景板，而應成為敘事本身——在北大嶼山的人工海岸線上，能否誕生以「填海史」為主題的公共藝術季？在鯉魚門廢棄的碼頭倉庫裡，可否重現六十年代艇戶與岸上勢力的傳奇角力？當M+博物館的策展人將水墨畫對應瑞士山景時，是否想過香港藝術最深邃的母題，其實是這片鹹淡水交匯處的流動性？
行政改革需打破「陸地思維」的窠臼。借鏡倫敦泰晤士河節的經驗，設立「維港盛事統籌處」，賦予其跨部門協調權與臨時用地審批權；參考新加坡濱海灣的活化模式，將招商局碼頭、觀塘貨運區等工業遺存轉型為常設性濱海文化區。更關鍵的是重塑盛事評估標準——一場在赤柱正灘舉辦的詩歌朗誦比賽，其文化輻射力未必亞於會展中心的奢侈品發布會。
香港的盛事經濟若要真正獨步亞洲，不能僅靠「更多活動」，而需直面那未被言說的歷史空缺——一座海港城市，為何始終未能讓海洋成為盛事的核心？唯有填補這一空缺，維港方能從「背景」躍升為「主角」，而香港的盛事，也才能真正成為「唯有此地，方能如此」的獨特存在。
香港，一座生於海洋、長於貿易的城市，其命運與維多利亞港緊密相連。然而，弔詭的是，這座城市的盛事經濟卻長期「背海而作」，濱海資源的運用始終游離於主流盛事之外。這種集體性的「背海而作」，非偶然的規劃失誤，而是歷史沉澱、治理慣性與文化疏離共同織就的結構性困局。
文：葉浚生
民主思路地區幹事、元朗分區委員會委員、元朗區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委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