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一連撰寫的幾篇文章，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出香港要改革，但香港若真是要做到「破除利益固化藩籬」此一中央提出的改革要求，便只能在頂層設計上下功夫，給予足夠的制度保障，並且要有兩手準備，以此確保誰不改革誰下台，並能防範改革方案不會在立法階段過不了，或者方案即使過了，但被輿論的反宣傳搞掉。與此同時，制度亦要保障改革者不會因為觸動到既得利益的奶酪，最終被鬥垮而黯然下台。
因為相比某些人強調香港要改變過去一直主張的積極不干預主義，或者說港官應深刻領會中央文件和會議精神，抑或是仿效內地，成立港式發改委，香港現行的頂層設計能否確保改革不會遇上阻力，甚至被既得利益者鬥垮，才是真正在制度上確保改革能夠順利推行，特別是縱觀古今中外，改革提倡或執行者遇上阻力後被鬥垮，甚至不得善終者，歷史上實在是數不勝數時。
即使是在香港，也曾出現過失敗的例子。事實上，不少人提到香港的貧富日益兩極化、社會階梯失靈、產業結構乃至是公共財政上過份依賴房地產，都不是什麼新聞，我們甚至可以說，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工業北移開始，已出現過一次樓市炒風堆砌出來的泡沫經濟。在此情況之下，回歸後的首任特首董建華，便曾提出過一系列的政策，試圖為香港謀得新出路。
當中包括解決香港居住問題的「八萬五政策」、提出發展第四產業的「數碼港」和「中藥港」，之後又改變了決策局官員的產生辦法，成立了坊間稱作「問責制」的政治官員任命制度，但是未知是運氣不佳，還是美國有意在香港攪局，香港因大鱷狙擊港元而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樓市泡沫亦受其影響而爆破，之後便陷入長達六年的經濟低迷，「八萬五政策」則被視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加上老董在連任後開展廿三條立法的工作，最終觸發03年的反對廿三條大遊行。
從歷史角度回顧老董年代的各項政策，都是對港有利的正確措舉，若果能夠成功落實，過去已經積存的深層次矛盾，便不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我們某程度上甚至可以肯定，連當日遭到不少人激烈反對的廿三條，相信現在也有不少人都會為法案當日被扳倒而感到懊悔。可是無論是什麼成因也好，老董時代的一系列政策，結果也是胎死腹中，政策提倡者的老董則落得「腳痛」下台的收場。
之後的第三任特首梁振英，以及第四任特首林鄭月娥，雖說沒有發展第四產業的具體政策，但也兩者都曾嘗試過解決土地問題，而且二人的另一個共通點，便是沒有連任，至於他們是否無意尋求連任，這個問題懂的都懂。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二人沒有連任，很可能另有原因，但是四任特首當中，只有堅守積極不干預主義，上任後多年不恢復賣地的第二任特首曾蔭權，可在接替董建華後連任，並能完全連任任期。
由是觀之，即使一切只是歷史巧合，但是連普通人也會產生聯想，何況是明知改革有可能得罪既得利益者的治港班子。我們更加不要說，香港經歷過黑暴和三年新冠疫情之後，再加上中美角力的地緣政治因素，經濟正面臨着下行壓力，過去已積累多年的樓市泡沫有爆破風險，在此情況之下，什麼改變治港思維、領會會議精神，或者弄一個港版發改委，乃至是改革的具體建議都是浮雲。制度上讓治港班子有改革的勇氣和底氣，才是改革能否開展的關鍵。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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