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政策發展探討：一、始於六十年代對問題青年定性　文：孫俊傑、丁煌

近日，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公布政府正全力籌備在8月舉行「青年發展高峰論壇」，並計劃邀請內地及海外演講嘉賓及青年團體參與，促進與本地青年交流[1]。香港特區第六屆李家超政府於2022年7月1日上台，原本的民政事務局重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青局），並由麥美娟擔任局長，以加強發展青年政策。與此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現屆政府上台當日發表「七一講話」，提出「香港興，則香港興」，更「要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為他們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2]這願景最終實現在民青局於2022年12月20日公布的《青年發展藍圖》（《藍圖》），「勾劃政府未來長期青年發展工作的理念和方針」。[3]香港終於第一次實現全面的青年政策，及為香港在結構層面上（包括人口、福利、經濟等）建立行動基礎。本系列文章將圍繞香港青年政策發展作探討，期望拋磚引玉，廣納社會持份者的意見，向政府建言。

在開展更深入的討論之前，必須對香港政府此前所推行的青年政策總結，方能與現屆政府擘劃的《藍圖》相比較，特別是設立決策局（民青局）之前及之後在青年政策範疇的比較。青年是以年齡劃分的人口範疇，而青年並非傳統農耕社會的年齡概念，而是由現代國家及工業社會建構而成。[4]青年過渡（transition）是指青年經歷現代社會中的社教化（socialisation）後，包括政府建立的福利及教育制度、勞動技術培訓等，而成為成人，即建立身、心、知識、社交、謀生等能力足以獨立在社會上生存的過程。[5]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青年一般是指十五至二十四歲的人口，[6]這是根據國民教育及福利政策、工業化所建立的社會定型（ stereotype）式的文化培養。[7]在香港，民青局在《藍圖》上指出，政府推出各類以青年為受惠對象的政策中所界定的年齡範圍均不盡相同，民青局受其政策而界定的年齡則為十二至三十九歲不等。[8]這不代表《藍圖》或其他政策必然推及至二十五至三十九歲的人口，但這顯示出因應各地社會變遷及政經發展，青年的界定則有所延伸，而有關青年年齡範圍的延伸將在之後討論。

青年政策，可定義為「一些青年發展的原則及目標、達成這些目標的途徑以及一些調配社會資源以解決青少年的問題及滿足青少年需要的一些優先次序」[9]（有關聯合國及國際組織作出的青年政策定義將另立專章討論）。在60年代，受經濟發展及西方文化的影響，香港青年逐漸產生有別於傳統中國父權及家庭倫理外的自我、本土、流行文化概念。至1963年，當時港英政府成立專責小組，處理不良少年的犯罪問題，成為香港青年政策的雛形。[10]政府或社會往往將青年簡單的劃分為：問題青年、青年精英、一般青年，並分別以：控制、投資、忽略，三種手法回應。[11]這種青年分類框架會導致社會不斷加強對此方法的劃分及應對，卻忽視青年的個人差異，以及此框架外的新問題意識及方法。雖然香港的福利制度已從70年代開始的剩餘福利模式（residual model；即政府作最少干預，只會在市場或非政府組織失效才干預），轉為生產主義福利資本主義（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但前者或因資源短缺、港英政府政治立場、政策未完善等因素而產生出的青年分類框架則未有重新審視。青年中的「問題」何以出現，往往與家庭產生結構性因素、社經地位，以至社會資本等有密切關係，而刻板地加強框架的作用，無視背後更為個人的深層原因，無疑為青年政策發展套以桎梏。1966年天星碼頭加價引發的騷動，令政府加強青年「問題」框架的定性，壓抑青年為自身發聲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