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盡量做到政商分隔，防範「資本滲透」，避免官員和議員獲得「延後利益」，才能減低釋放土地和改革稅制的阻力，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具體政策包括較多任命草根出身的人加入行政會議，同時規定行會成員退休/辭任之後，必須經過3到5年的「冷靜期」；在挑選俗稱「國家隊」的選委會第五界別上下功夫，以及制定政治捐獻法，禁止任何政治團體及政客收受任何境外和匿名捐獻。
那麼，官員上的安排又應當如何，才能避免他們因為獲得「延後利益」，而在決策上向商界傾斜呢？這個問題，便要從現行機制開始說起。首先，香港自2002年實施主要官員政治任命制度以來，政策局官員便不再是公務員，兩者亦有着不同的離職安排。
首長級公務員方面，他們如想在離職或退休後從事外間工作，將根據其離職前的職級，而有着不同的禁制期和管制期。首長級薪級表第1至3點的公務員，禁制期為6個月；薪級表第4至8點公務員則是12個月；禁制期內通常不會獲批准從事商業性質的外間工作。
至於管制期，則是指首長級公務員從事外間工作前，須向公務員事務局申請，局方就申請作出評審後，再送交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徵求意見，最終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決定。現時薪級表第8點以下的公務員，管制期為2年，薪級表第8點的公務員，管制期則為3年。
耐人尋味的是，政治任命官員的離職安排，竟然比首長級公務員寬鬆。根據《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第5章規定：主要官員如欲在離職後一年內展開任何工作，在任何商業或專業機構出任董事或合夥人，或獨資或與他人合資經營任何業務或專業服務，必須事前徵詢行政長官所委任的專責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的審議過程必須保密，但所提出的意見則會公開。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專責委員會的意見，則是沒有法律約束力，即是政治任命官員離職後，既沒1年禁制期，亦沒2到3年管制期，基本上只需事先徵詢諮詢委員會意見，便可展開新工作。這一安排更弔詭的地方，是首長級公務員如在轉為政治任命官員的話，他在離職之後，便毋須再遵守原有的禁制期和管制期安排，而是跟其政治任命官員一樣，象徵性地徵詢一下諮詢委員會的意見，便可「下海」投身商界。
不諱言的說，政治任命官員參與更多政府決策，亦有機會接觸更多政府機密，離職安排應該比首長級更嚴格，至少是2年禁制期、4年管制期，才能算作合理。即使不是更嚴格，亦應跟D8級公務員一樣，像現在安排比首長級公務員寬鬆的情況，不但只不合理，更有機會使到政治任命官員為了獲得離職後的「延後利益」，而在政治決策上向商界傾斜。
問題是：政治任命官員守則的制定權，本身便是由港府自行制定，而現屆政府多名官員，都是由首長級公務員轉職過來。在此情況之下，他們又會願意出手，收緊自己的離職安排嗎？假如現屆政府不願出手的話，又是否無計可施呢？這是一個複雜的課題，但是文章篇幅已經頗長，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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