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打一個比喻，中國是一間學校，抗疫是一次校際公開試，中國學校派出的學生都是名列前茅的，不管那個學生叫武漢、天津還是深圳，比起美國學校、英國學校那些學渣成績要好得多。然而，這次中國學校派出了時髦帥氣的學生上海應試，不僅沒有秒殺題目，還不及格收場，而和他氣質貌似相近的深圳卻考獲高分，為什麼會是這樣結果呢？
上海抗疫不濟的表面，讓我看到它城市管理的本質：黨組織在面、市場化在裏。只靠市場而沒有政府行政強力介入，是抗不了疫的。
以這一次被罵得最慘的上海居委會為例，它本是社區的黨組織，是黨的基層力量，也是防疫的最前線，在過去兩年中國優秀的抗疫表現裏，社區居委會的戰功彪炳，甚至是最可依靠的力量。但上海居委會是有名無實的，實際上是居委會把日常工作外判給物業管理公司，如上海近幾年的垃圾分類最前線執行就是物業管理公司。香港人一看就明白，管理服務好不好，重點在於錢夠不夠，一尺一元和一尺五元管理費是兩個世界，上海亦然，疫症下，優秀物業管理的社區不缺吃喝之餘，還秀各種豪華物資，而窮社區就物資匱乏，而當如仁恒河濱等豪華社區的物業管理人員大部分陽性後，整個社區的生活品質就慘不忍睹。
這種情況在國內其他大城市是不存在的。緊急時，北京的居委會會出現海量的基層群眾：朝陽區大媽，她們由居委會統一調配，不計成本地抗疫。但上海既是物業管理的價高者得，故一旦封凍，商業機構全部停運，居委會成無兵可用，連基本服務也沒法提供。
你們可能即刻會問深圳不是也和上海、香港一樣嗎?
真是不一樣！深圳的市場化的確媲美香港，但它的行政部門一樣強大，福田區的副區長可以穿着防護服去城中村裡送物資，直接在大街上解釋防疫工作。深圳是強市場和強行政並行，它原來是一個依賴於香港的製造業中心，香港負責融資，然後投給深圳發展各種實業，故深圳政府要統籌大量人力物力，政府在經濟層面參與度高，有強大行政系統支撐，在2013年後，深圳更進一步把各社區的民警、居委會、物業管理整合起來，變成強大複雜的網路：網格管理。深圳的民警、居委會人員要定期的到居民家裡探訪，了解居民所需。
而上海則走上另一條路，它曾是中國最重要的輕工業中心，也有一批高效的行政人員，但80年代始轉型為國際金融中心，一切看市場，就出現「香港化」甚或「美國化」現象：愈有錢，服務愈好，愈人性化。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財力是成敗關鍵，黨組織反成了門面。
抗疫是一面照妖鏡，強市場弱行政的香港、上海變相躺平；強市場強行政的深圳快速清零，我相信疫情過後，深圳方案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將更為理直氣壯，一河相隔的香港走上強市場強行政之路，也是時間的問題。
曾經的師生關係即將對調，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文：悠然
學研社成員，香港七十後傳媒人，港大經濟系畢業生，從事媒體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長發掘繁雜時事問題背後的故事，現為自由撰稿人，並把過多的好奇投入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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