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土地問題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其中一個重要成因，而無論是上屆還是今屆港府，都提出了一些解決土地和樓宇供應緊張的方案。在此情況之下，隨著中央制定國安法和決定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反對派已作鳥獸之散，立法會亦只剩自稱非建制派的狄志遠，港府提出的土地開發方案照道理應該再無阻力，但現屆特首李家超上台以來，我們卻不時聽到部分建制派意圖阻撓政府各類土地開發的聲音，讓人不禁懷疑，這些所謂建制派正代某些被動了奶酪的既得利益者發言。
更讓人憂慮的地方是，雖說中央在維護國安層面上接連出手，反對派再難混入建制，香港表面上亦恢復了社會秩序，但從打擊面和對象來看，現時的一切舉措，都似乎只是針對反對派的頭面人物和浮面組織，原有的反對派支持者並不會自此消失，或會因此改變政治立場，而是有可能在移居海外後，利用網絡繼續煽惑港人憎恨中央及港府，或者選擇留在香港蟄伏下來再伺機而動。
在此情況之下，作為資本主義成熟經濟體的香港，階級固化而造成的矛盾本十分尖銳，若沒任何措施加以緩和的話，便極易被反對派加以利用，特別是他們若沒有勾結境外勢力，純粹利用勞資糾紛發難，藉此發動罷工的話，法理上便只是行使《基本法》所保障的罷工權，而很難被視為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即便他們借題發揮，將草根階層的利益不被保障，歸咎於本地政體尚未落實雙普選，亦能以《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作為他們爭取雙普選的憲制基礎，以此避免自己被指觸犯《國安法》。
這亦在某程度上解釋了，香港為何在「愛國者治港」之後，中央和港府都極度關注香港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畢竟，之前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變，既被稱之為「完善選舉制度」，港府自然需要循破解土地問題和改善民生方面着手，降低草根和夾心階層的居住成本，從而使廣大市民覺得自己能分享香港經濟發展的成果，即是增強市民的獲得感，才能體現「完善選舉制度」的優越性。
事實上，現在特區政府所面對的局面，跟上世紀六七抗暴失敗的港英政府類似。當時的港英政府雖非信奉階級學說，但也明白傳統左派之所以有群眾基礎，除了跟港英政府本身的貪腐問題有關外，亦是跟當時香港的階級極度兩極化和固化有關。正因如此，所謂麥理浩改革的着眼點，並不只有反貪腐，還有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設立綜援前身的公共援助，以及推行十年建屋計劃，減輕港九市區人口過份擠迫而產生的社會不安定因素。
由是觀之，循增加公私營房屋供應及改善民生的方面入手，以此提升草根乃至是整體港人的獲得感，才是從根本上緩和深層次矛盾，從而維持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的不二法門。遺憾的地方是，香港部分自稱愛國的建制派，似乎並無從全局探究或化解香港深層次矛盾，令他們不單只在土地問題上充當攔路虎，甚至開始提出各類有利於工商界的建議，使本地草根和勞工階層利益進一步被犧牲，使得本已尖銳的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為伺機而動的反對派支持者提供「彈藥」。
本文之所以這樣說，絕非空穴來風。早前立法會通過輸入外勞的無約束力議案，以及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跟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先後在媒體發功，抨擊長者兩元乘車優惠降至60歲，都是典型事例。至於這些所謂建議，是否言之成理，以及會否進一步激化本已尖銳的階級矛盾，讓反對派支持者有抨擊現行建制「官商勾結」的藉口，本欄遲點將另撰一文論析之。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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