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際，「以巴衝突」或曰「以哈衝突」（注：兩者叫法差異背後的政治潛台詞，是承不承認哈馬斯代表巴勒斯坦），至今仍然持續，而以色列假藉自衞權之名，對加沙地區實施全部封鎖，已讓加沙當地的巴勒斯坦居民陷入斷水斷糧的人道危機。適逢學研社的社友悠然早前撰文，探討香港人對以巴問題應有的態度，當中提出的聯合國大會181號的以巴分治決議，實在值得一說，遂撰此文論析之。
作為歷史愛好者，竊以為大家若要探討以巴問題背後孰是孰非，不應以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案為起點，而是應先探討猶太復國主義（錫安主義）為何崛起。歷史上有不少國家滅亡，為何單獨讓猶太人復國？猶太王國和以色列王國亡國已超過二千年，何以到了十九世紀末，猶太人才忽爾萌生復國念頭？乃至在錫安主義誕生之時，是否全數猶太人的共識呢？
大家若有仔細研究這段歷史，便會知道以色列和猶太王國滅亡後，部分猶太人逃往歐洲，後來隨着歐洲人發現新大陸，部分人選擇遷往美洲，族群劃分上被稱作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另一部分猶太人則散居在中東地區，或在羅馬帝國失去巴勒斯坦控制權後，返回巴勒斯坦定居，這些人雖在宗教認同上視自己為塞法迪猶太人，但在以色列猶太事務局發起的一百萬計劃中，這些人被歸類為米茲拉希猶太人。
不要看現在阿拉伯世界仇視以色列，中東地區過去由於受伊斯蘭教義影響，視猶太人為「有經者」，雖被視作二等公民，但是仍受法律保護，沒被大規模驅逐和遭受逼害。反之，由於宗教和經濟原因，歐洲自中世紀便萌生出反猶主義，住在歐洲的猶太人屢遭逼害。到了十八世紀末，法國在大革命爆發時提出平等、自由、博愛的主張，曾一度吸引不少猶太人定居，只是法國在十九世紀末爆發反猶的屈里弗斯事件，才驅使居歐的猶太人萌生復國主義。
換言之，造成以巴衝突背後的原因，是聯合國答應了阿什肯納玆猶太人錫安主義的復國請求，而這種萌生復國念頭誕生的根源，乃是由於歐洲近千年對猶太人的歧視和逼害，某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納粹主義的反猶思想，絕非希特拉獨創，而是歐洲本來便有反猶的文化土壤和歷史，納粹只是把這種思想推向最極端，並促使他們後來實施種族屠殺，而這一場針對猶太人的屠殺，則成了聯合國後來答應猶太復國的表面理由。
之所以說納粹的種族屠殺，不過是支持猶太人復國的表面理由，是五大國乃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有一票否決權，所以五大國特別是美蘇之間的政治博奕和考慮，如：美國希望拉攏當地猶太財團的支持，蘇聯希望俄籍猶太人返回以色列後，建立一個親蘇政權，乃至當時控制巴勒斯坦托管地的英國，有着撤退前埋下計時炸彈的「光榮傳統」，對181號決議的內容，以及能否通過，都有着決定性的影響。
當中不得不提的，是英國在巴勒斯坦地區埋下的計時炸彈。歸根究柢，是英國在一次世界大戰時，為了跟屬於同盟國的鄂圖曼帝國交戰，於是拉攏麥加謝里夫的侯賽因·本·阿里，在帝國內部組織阿拉伯人反抗，並以英國將在戰後承認阿拉伯獨立，作為交換條件，但是與此同時，英國為了拉攏居於歐美的猶太人支持，又發表《貝爾福宣言》，支持錫安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民族之家」，同時點燃兩族人在巴勒斯坦當地建國的希望。
然而，英國在另一邊廂，又跟同屬協約國的法國和俄羅斯，秘密簽署了戰後瓜分鄂圖曼帝國的《賽克斯-皮科協定》，並在一戰之後，使巴勒斯坦成了英國為國際聯盟「托管」的地區，並且如之前的文章所述，在「托管」期間修改了鄂圖曼時期的土地法，促使猶太錫安主義者在巴勒斯坦買地後，驅逐本來在地上耕種多年的巴勒斯坦農民，使兩族人民在當地爆發的摩擦逐漸加劇。
是故，當有人談論以巴衝突時，提到聯大181號決議時，我們理應先了解雙方不滿的根源，乃至促成以巴衝突的真實原因，其實源自歐洲近千年的反猶主義，以及英國在一戰時為其私利，一邊想把巴勒斯坦地區據為己有，一邊又同時向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許諾，戰後將協助他們在當地建國。當181號決議允許以巴兩族人民在當地分別建國，就是變相要阿拉伯人為歐西各國逼害猶太人的爛攤子埋單時，這真是像某些人所言，是最好的折衷辦法嗎？這才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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