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香港由於「一國兩制」的屬性，內地旅客訪港便不再屬於「內循環」，而是屬於離境消費，所以無論從創匯的角度，還是以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定位而言，入境簽證又比內地相對寬鬆，旅遊業便應以吸引外國遊客為焦點，而非要中央幫香港的手，去搶其他內地城市的旅遊生意。可是香港自2004年開放自由行以來，當時低迷的經濟雖被盤活，但整個旅遊業態也形成了路徑依賴，只想一心把香港變成特賣場，造成現時旅遊乃至消費市道的窘境。
若從自由經濟的角度來看，即使中央或港府不出手，沒有任何幫扶，現時消費市道所面臨的窘境，市場最終亦會自行調節，只是調節必然會帶來陣痛，亦會有商家在此一汰弱留強的過程中損手離場，因為過去專門做自由行豪客生意的店舖，例如：金舖、名錶和名牌服裝店，還有出品和服務不佳的食肆，都會因此而結業。當然，吉舖率上升亦會造成減租壓力，失業率亦會被推高，但是這些負面經濟因素，亦會帶來經營成本下降，屆時新的商家便會入場，市場亦會因此而有所調整。
正因如此，本欄才會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中央之前接納了港府的請求，提升內地遊客訪港購物的免稅額，其實是在養懶港商，因為在某程度上而言，無論是開放更多自由行的內地城市，抑或是提高訪港消費免稅額，都是吸引內地旅客訪港，以此為香港的旅遊業乃至消費市道「輸血」，只是如此一來，香港旅遊業界更沒改變客路的誘因，消費和飲食業亦可能因為有新的客源，繼續不思進取，不再致力於提升商品和服務的特色和質素，市場汰弱留強的過程，便會因此而被打斷，最終窒礙了市場的自行調節。
另一方面，如此的「輸血」方式，其實未必能讓普通老百姓受惠，因為現時消費市道所面對的窘境，並非純粹源於內地旅客不南下，而是店家的經營成本當中，租金往往佔了大頭，特別是對於中小企而言，基本沒啥舖租議價力，只能透過壓縮其他成本，如：減少聘請人手、降低工資或來貨質素，或者加價來轉嫁舖租成本。是故，現時港人何以說北上消費更具「性價比」，很大部分的成因，其實是源於「舖租溢價」。
大家試想一下：先不說深圳店舖較寬趟跟舖租的關係，部分食肆在午餐或晚餐高峰期要求客人「搭檯」，乃至提出限時，因而引人詬病，但是店主在計翻檯率時意圖賺到盡，很大程度上亦是跟舖租有關。另一方面，雖說每當有人提到北上消費，都會拿香港的服務質素說事，但是不能忽略的是：服務質素和工作強度，往往跟工資高低和人手多寡的關係，而舖租的高低，則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人力成本的投入。換言之，現時的消費和飲食市道低迷，最終其實還是會回到了土地與房地產問題。
在此情況之下，當我們談到中央的「輸血」，便不能迴避受惠的人群。誠然，在傳統經濟學所信奉的「滴漏效應」下，刺激更多內地旅客來港消費，最終亦會令基層員工「受惠」，但這樣的「受惠」很有可能只是保住份糧。與此同時，消費被帶動起來後，誰說本地零售及飲食業將有更多生意，但是香港的稅務管制由於在回歸後已被取消，意味着老闆有更多生意後，將有可能面對加租，使新增的收入大部分落到舖主手上，店主則依舊沒資源增聘人手，或去提升服務和產品質素。
換言之，中央今次的「輸血」措施，最終可能只是治標不治本，受惠對象亦可能只有本地的食利階級。表面上而言，多些內地旅客訪港可能會刺激本港的消費市道，但也窒礙了市場的自行調節，特別是對於中小企而言，消費回升的最直接結果，是鋪租止跌回升，反而導致店主因此而增加了營運成本，繼而令他們沿用老法子開源或節流，最終造成就業崗位不升反降，基層還可能要因此面對更高的物價。由是觀之，比起表面上的經濟數字增長，幫扶措施是否能在滴漏效應失靈的當下，真的能惠及普羅市民，才是當局更應思考的課題。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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