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大街小巷，憤怒的情緒無處不在，成為日常現象。從顧客對餐廳服務的不滿到的士司機與乘客之間的對立，再到對香港體育界未能選拔精英的爭議，這些情緒不斷升級。甚至官員試圖激勵年輕人放輪侯公屋的言論也被視作忽視他們對基本居住的需求——「不給我們安居樂業的機會，我們如何能夠追求夢想？」憤怒的反應在網上和青年人中尤為明顯，但似乎沒多少人能明確指出他們憤怒的根源。
縱觀歷史，每次經濟危機的爆發都好像伴隨著公眾的憤怒。正面分析，這種憤怒是推動經濟與社會變革的關鍵力量。香港當前的經濟，正臨一場看不見的危機，而伴隨的憤怒反映一個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不公平。
再放眼世界，原來不只是香港，全世界都被這些憤怒所吞噬。經濟學者、研究人員都作過同一比喻，現階段的資本主義如同一台運行已久的電腦，現在出現嚴重故障，需要更換新的操作系統，徹底改革。
從百多年前推崇的自由市場原則，到大蕭條後的凱因斯主義後，各國政府ｍ不斷強力介入經濟以穩定市場。再到70年代能源危機後，在全球強調市場自由化與全球化的政策下，每個階段的發展都是對前一階段問題的反應，但解決方案都衍生出新的問題，導致對下一階段的探索與變革。
隨著時間進入21世紀，全球化和自由化政策顯示出它們的缺陷，在二千年初科網股災和後來的次貸危機，揭示了缺乏監管的風險，加劇了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這一系列的自由化措施最終導致了資本和收入的極端集中在小撮人手中，進一步證實了制度有著不穩定和不公平。
當令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最終導致了代際之間的財富世襲，創造了一個惡性循環：年輕人沒有資金，消費能力不足，經濟活力受阻。民粹政客迎合富裕老年選民；沒有得到世襲財富的年輕人，發展利益就難免被忽視。這種政治及經濟規律尤其讓年輕人感到絕望，因為制度下的經濟負擔枷鎖，令青年更少空間選擇人生路向。
面對這些問題，需要思考如何解決由過去的經濟政策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一些提議，如利用主權基金進行財富再分配，可能是解決當前困境的一種方法。但這足夠嗎？這能否完善下滲經濟，使基層青年也得到生活上的改善？
網絡上的道德憤怒往往是可理解的，很大程度上，它反映了集體的道德意識。然而，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憤怒很容易，但要在正確的人、程度、時間、目的和方式上表達憤怒，則不是人人能做到的，這也不容易做到。朋友們！分辨合理的憤怒與非理性反應，是自救的第一步。
Lonergan, E., & Blyth, M. (2020). Angrynomics. Agenda Publishing Limited.
Rodrik, D. (2012b).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文：葉浚生
民主思路地區幹事，元朗分區委員會委員；專注研究青年事務、環保議題；認為只有在尋求共識同時尊重差異，才能促進社會進步。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