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巴拿馬運河的主權問題再次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這一事件不僅反映了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歷史影響力，也揭示了美國霸權在全球化時代的延續與困境。
巴拿馬運河：美國霸權的象徵
巴拿馬運河的開鑿與運營，堪稱20世紀美國霸權的象徵。這條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黃金水道，不僅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更成為其控制拉丁美洲及投射全球權力的戰略支點。1903年，美國通過《美巴條約》（Hay–Bunau-Varilla Treaty）獲得了對巴拿馬運河區的永久控制權，這一條約不僅剝奪了巴拿馬的主權，還使美國在運河區建立了軍事基地，奠定了其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
1977年，面對巴拿馬國內的反美情緒，卡特總統與巴拿馬簽署了《巴拿馬運河條約》（Torrijos–Carter Treaties），承諾逐步將運河控制權交還巴拿馬。這一舉措看似是美國的退讓，實則延續了其霸權邏輯：通過條約確保運河的「永久中立」及美方永久守護運河的航運權，美國實際上維持了對運河的戰略控制。這種「軟霸權」策略，正是美國在冷戰後期對霸權形式的調整，同時也體現了美國試圖通過「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來維護其全球影響力。
霸權的延續：從門羅主義到特朗普主義
美國與巴拿馬的關係，深刻反映了美國霸權的歷史延續性。1823年，時任美國總統門羅提出有關「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的言論，表面上強調區域自決，實則暗含「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的霸權意圖。門羅主義也成為美國在拉丁美洲擴張的理論基礎，並為後來「華盛頓共識」的提出埋下伏筆。
「華盛頓共識」是上世紀80年代由美國提出針對以拉美地區為主的發展中國家的一套經濟政策框架，強調自由市場和貿易自由化，以推動經濟發展。然而，這一共識在拉美國家的實踐中卻飽受爭議，許多國家認為其加劇了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問題，正是「華盛頓共識」在拉美地區的縮影：美國通過經濟和政治手段，將自身利益凌駕於他國主權之上。
踏入21世紀，特朗普政府標榜的「美國優先」政策標誌著美國霸權邏輯的再次轉向。特朗普曾公開宣稱巴拿馬運河是「美國的重要國家資產」(“…the Panama Canal is considered a vital national asset…”)，並威脅「不排除動用武力收回運河」 (“I’m not going to commit to that,” Trump said, when asked if he would rule out the use of the military.)。這種單邊主義的行徑，不僅是門羅主義的回歸，也背離了美方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美國試圖通過強化與巴拿馬的關係，重塑其在拉丁美洲的主導地位，但這種做法實則與其宣揚的國際規則背道而馳。
霸權的困境：全球化時代的挑戰
然而，巴拿馬運河事件也折射出美國霸權在當今的深層困境。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傳統的霸權控制模式逐漸失效。巴拿馬在過去數十年，通過多邊外交手段，積極與其他國家合作，試圖抵禦美國的單邊主義壓力。中國在巴拿馬的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也為巴拿馬提供了新的戰略選擇。
「華盛頓共識」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曾是美國霸權的重要支柱，但在全球化時代，這些原則的局限性日益顯現。一方面，「華盛頓共識」過於強調市場自由化，忽視了社會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雖然為美方踐踏及指責別國提供了辯護，但在實踐中，美國往往選擇性地遵守規則，甚至以規則為工具來維護自身利益。這種雙重標準也因而削弱了其國際信譽。
此外，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多極化趨勢進一步動搖了美國的霸權基礎。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發展政策，為巴拿馬等國家提供了新的合作模式，這與「華盛頓共識」形成了對比。各方對近期巴拿馬運河事件的反應也表明，美國難以再通過單邊手段維持其傳統的霸權地位。
綜上所述，從巴拿馬運河事件可以看出，美國霸權的延續與困境反映了全球化時代權力格局的深刻變化。儘管美國依然試圖通過歷史影響力，其超級大國軍事力量和單邊手段維持其霸權地位，但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多極化趨勢使得這一目標愈發困難。在未來的國際秩序中，只有摒棄霸權思維，尊重各國的主權和發展道路，才能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
文：潘 怡
民主思路 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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