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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建議作出架構重組,由原來的「3司13局」,增設為「3司3副司15局」,年增薪酬開支9,500萬。坊間有學者認為,這種架構澎張,反而會影響施政效率,使政府部門更難協調。
回想20多年前,回歸之初,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孤身一人入政府,港府公務員高層以什麼「程序公義」而「集體怠工」,且不斷以「公務員政治中立」等口號推卸責任及與特首對着幹。當時,董老先生提出「問責制」,決定引入問責官員來管治政府。
當時,筆者尚在大學裡,記得在一次校內的時事討論中,有讀「政政」(「政治與行政學系」) 的一名學生 (據聞是成績最好的一位,也是最活躍於校內時事討論的一員),不斷批評「問責制」,認為這機制只會破壞原來有效率之公務員體制,反而拖慢了施政。這名學生雖然似在發表自己的高見,但其實只是在複述當時香港大部份「戀殖」學者之講法。記得這名學生長篇大論的「拋書包」,卻連最基本及簡單的做事原理也不懂,就只是被「洗腦」般不停重複的說「肯定會拖慢施政」,然後破口大罵,但卻說不出有意義的論點。
這「增加管理資源反而會拖慢施政」的講法,20多年前與今時今日,都沒有大改變。這證明香港人的水平,一直都沒有進步過。
其實,這種「架床疊屋」的改革方式,是溫和改組的一種,古今中外歷史皆有。當原來的機制「難泥扶不上壁」,但我們又不想把之「打至稀巴爛」,便唯有「架床疊屋」,並逐步取代原有的機制。古今中外的改革均是如此,至於能否成功,則只能看實際上如何執行。當年這位讀「政政」的「高材生」,僅停留在大方向層次的討論,依然無法看懂「問責制」,一不讀「歷史」,二不懂「常識」。我從此對讀「政政」的人都存有偏見。這「高材生」後來好像加入了《蘋果日報》,但其下場怎樣,我卻不清楚了。
直至很多年以後,我有幸認識某位現任立法會議員,得知原來他當年都是在同一所大學讀「政政」的;只見他博古通今,曉暢軍事,我才開始對讀「政政」的人改觀。
李家超的「架床疊屋」能否奏效,要看執行的細節及人事安排,現階段很難作出判斷。香港坊間的反應為何如此差勁呢?除了既得利益者,20多年以來如常「放風」狠批「新制」,抗拒一切「改革」之外,就是回歸以來港府的施政及改革皆不順利,大家早已失卻信心。然後,港人的眼裡就只有錢,當很多人看到改革涉及增加每年開支達9,500萬,自己又無法「分一杯羹」,自然會「眼紅」起來,便紛紛扮起「莫測高深」,搖頭嘆息的批評一番。這情況屢見不鮮。
值得一提的是,除局長有副手外,原來的司長再增設副手的做法,有很強烈的「帶兵打仗」之感覺。李家超出身警隊,尤與行軍打仗時,萬一任何一位將軍墮馬,立刻有副將軍頂替。副將軍再被殺,又有副手頂上,才可確保統帥如肩使臂、如臂使手。一方面可把所有人的權力分散,並互相監督,有助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又可確保政府執行之「連續性」。
當然,筆者雖然以「帶兵打仗」作為比喻,但只是強調其執行性質。儘管李家超先生是警隊出身,但他在警隊高層時已算是「文官」。坊間妄談什麼文武之分,根本是「得啖笑」。
文:寒柏
從事金融業,自由撰稿,醉心武俠小說創作;近期發表《汴京遊俠傳》、《獵頭交易》、《清明上河記》和《天人》等小說。著作還包括《金庸雅集:武學篇》和《金庸雅集:愛情、影視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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