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首林鄭月娥宣佈不再連任，下屆特首人選換上李家超之後，輿論上批評林鄭的言論，便霎時間少了許多，甚至出現一些為其說好話的聲音。相比有議員將對方形容為「人美心善」，或者有些網民把中央訂立《港區國安法》，都算作林鄭的功勞，輿論上有一種看上去貌似理性，沒那麼突兀的洗白，叫作「為林鄭說句公道話」。
例如有人重提2019年的修例風波，指「當年面對中美兩國之間的政治博奕，香港無可避免地要出現巨大震盪，並非林鄭月娥一人之罪」，可是有最基本政治敏感度的人，都能察覺不少港人對於內地司法制度心存偏見，並因此能預料香港若跟內地達成任何區際間逃犯移交協議，哪怕純粹是為兩地簽署協議建立法律基礎，都必然會被反對派拿來大做文章。
換言之，境外勢力借修例掀起政治風波，這點確實不假，修訂《逃犯條例》本身亦非錯，但是林鄭若有足夠的政治觸覺，便能預先估到貿然提出修例，必然會觸動部分港人的懼共情意結，從而能預判提出修例的後果，並制定應對方案。另一方面，由於林鄭缺乏政治敏銳度，亦造成她沒意識到中美關係惡化的情況下，香港政局稍有波動，便會無可避免地捲入兩個大國政治角色的漩渦，亦會因此淪為境外勢力為國家添煩添亂之地。
然而，值到林鄭今日回顧修例風波之時，顯然仍未意識到自己當日決定修例，是踩中了一顆政治地雷，反而把責任歸咎於所謂「主事官員」解說不足，意味着她仍然幼稚地認為，所謂解說能夠釋除反對派支持者根深蒂固的懼共情意結。況且，若要說到修例的「主事官員」，解說工作本來便應由是作為港府首席法律顧問的律政司司長負責，但現屆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自上台不久爆出僭建醜聞後，便甚少拋頭露面，負責推薦對方出任司長的林鄭本人，難道又無失察之過乎？
更重要的是，導致修例風波爆發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政府修例時提出的理據，是避免香港淪為逃犯天堂，原有法例的逃犯移交門檻，是對方涉嫌觸犯刑期十二個月以上的「可逮捕的罪行」(arrestable crime)，但是後來因為一些無謂多說的理由，竟然把逃犯移交門檻，增至七年或以上，此舉既是有如自我推翻自己提出的修例理據，亦讓反對派察覺政府可在施壓下讓步。
二是林鄭若認為，修例可透過「主事官員」解說而釋除疑慮，即使反對派在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拉布」，政府亦可以任其拖延，只要修例爭議擾攘時間夠長，甚至長到陳同佳刑滿出獄，因未修例而無法遣送到台灣，法案最終便可在拖延日久，媒體和公眾對修例爭議逐漸失去興趣，而最終獲得通過，情況如之前鬧了幾年的高鐵一地強檢安排一樣。
當然，當日修例並不是只有反對派「拉布」，所謂建制派在法案委員會中的表現，亦是耐人尋味，而政府最終的做法，是繞過法案委員會階段，打算把修訂草案直接呈交大會進行二讀。事實上，反對派在六月之前，也曾搞過幾次遊行，但是人數根本不多，這亦從側面看到，政府決定把法案直上大會二讀，才令6月的遊行人數一下子被谷了出來。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說，直上大會的建議，出自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但是對方要退休，讓修例繞過法案委員會直上大會的最終拍板人，肯定不會亦不能是林鄭口中的「主事官員」，而是作為特首的林鄭本人。如今，她把修例風波迅速升溫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賴到「主事官員」頭上，這是一個地方政府領導應有的擔當乎？
第三亦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特首既沒足夠的政治敏感度，察覺修例將會牽起不少港人的懼共情意結，之後又因為一些無謂詳談的原因，降低完逃犯移交門檻之後，便把法案直接呈交大會二讀，警方亦於6月12日，成功防止示威者發動立法會的暴力衝擊，為何本來主張「快刀斬亂麻」的林鄭，突然在幾日後宣佈暫緩修例？如此的所作所為，豈不有如傳遞錯誤訊息，讓反對派支持者認為港府會在他們行使暴力的面前屈服嗎？
由是觀之，雖說境外勢力確實在修例風波期間大玩「香港牌」，但是從特首提出修例的時機、到莫明其妙地在逃犯移交門檻上讓步，再到決定「快刀斬亂麻」，繞過法案委員會直上大會，再到臨門一腳又突然「縮沙」暫緩修例，都是由現屆特首林鄭月娥拍板，現在有人說風波爆發「非林鄭一人之罪」，真的是公道話乎？除此之外，有人在評論林鄭功過時，亦提到她「關顧基層」及其抗疫表現，不過這是另一個值得詳談的話題，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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