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了香港法院擅自解釋國安法，無視《港區國安法》，並引用多項本地法例和案例，為《港區國安法》「僭建」多項減刑條件。至於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黎智英聘請英國大狀問題，上訴庭在判詞中引述前終審庭非常任法官梅師賢（Anthony Mason）的文章，表示香港的國際聲譽取決於法院地位，香港法院應該採納國際所用的司法標準，正如國安法第5條確立了法治原則，稱梅師賢的看法「在這個時代仍然站得住腳」，此番言論着實耐人尋味。
先說《港區國安法》第5條的法治原則，共有五點：(一) 法律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二) 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三) 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 (四)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 (五) 任何人已經司法程序被最終確定有罪或者宣告無罪的，不得就同一行為再予審判或者懲罰。
基於此次的上訴案件，是法院應否准許黎智英聘請英國大狀為辯護律師，這便涉及《港區國安法》第5條提及的「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當中，「辯護權」包括自辯和聘請律師為其辯護，而從字面意義上來看，並沒述明被告人聘請的辯護律師必須是中國籍或在港執業。如此一來，上訴庭若要准許黎智英聘請英國大狀，根本不用扯到什麼「國際聲譽」、「國際間的司法標準」。
然而，「辯護權」在內地的司法解釋中，並不包含被告人可聘請非本地執業的外籍律師。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40條：人民法院審判案件，應當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利。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辯護人辯護。下列人員不得擔任辯護人：（七）外國人或者無國籍人。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說，《基本法》第19條賦予香港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內地最高法的司法解釋並沒根據《基本法》第18條的程序加入附件三，對香港法院沒法律約束力。可是大家不要忘記，筆者已多次強調，《港區國安法》是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第65條已述明該法的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以香港法院只有國安法案件的審判權，他們對於國安法的擅自解釋，在憲制上才是沒有法律約束力。
因此我們可以預料，由於內地最高法已對「辯護權」作出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假如根據《港區國安法》第65條行使釋法權時，對於「辯護權」的解釋必然跟最高法一致。我們甚至可以得出結論：《港區國安法》第5條所提及的「辯護權」，其立法原意便不包含被告人可以聘請非本地執業的外籍律師，而是准許被告人自辯或聘請本地執業的中國籍律師。
我們無法知道香港法院是否知悉內地最高法對於「辯護權」的解釋，但他們准許被告人聘請外籍律師，顯然有違《港區國安法》第5條的立法原意，而上訴庭在此問題上稱要採用所謂「國際間的司法標準」，顯然是擅自解釋《港區國安法》第5條之餘，「僭建」一套語焉不詳的「國際間的司法標準」，意圖將此標準凌駕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之上。
當然，有關於上訴庭在判詞中，拿所謂「香港的國際聲譽」和「國際間的司法標準」說事，其實還有不少值得斟酌的問題，例如何謂「國際」？法院審訊時為何要顧及「香港的國際聲譽」？是否准許被告人聘請外籍律師，又跟所謂「國際間的司法標準」有何關係？只是為了方便讀者閱讀，這些問題只好另撰一文詳述之。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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