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黎智英獲准請英御狀Tim Owen，律政司上訴被終審庭駁回後，人大為此釋法雖要面對國際輿論的壓力，但別國因此而推出外交反制措施的可能性不大。反之，有人若覺得此事仍可靠香港自行解決，如靠入境事務處不批出Tim Owen的工作簽證，可能要面對司法覆核，並有敗訴風險，屆時再由人大釋法阻止對方來港為黎智英辯護，只會更加難看。
退一步而言，即使不批Tim Owen工作簽證後，對方沒提呈司法覆核，不批對方工作簽證的法理依據，其實比人大釋法薄弱，只有《入境條例》第11條賦予處方的酌情權。在此情況之下，由於黎智英獲准請英御狀Tim Owen一案已有終審判決，如未有人大釋法的話，其判決將繼續具有法律效力，當局以不批工作簽證的方式阻止對方來港參與訴訟，等於變相不尊重法院判決，一樣有機會招來當局不守法治的批評。
更重要的是，黎智英聘請洋大狀一案，本來便涉及《港區國安法》第5條所提及的「辯護權」，是否包含被告人可聘請非本地執業或非本國籍大狀的權利。換言之，香港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請洋大狀，其實等於變相釋法。然而，根據《港區國安法》第65條規定，釋法權只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並無賦予香港法院釋法權及提請釋法權。換言之，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請洋大狀，本身便擅自釋法的越權行為。
如此一來，人大現在若不選擇釋法，等於於變相啞忍香港法院擅自釋法的行為，令中央事權遭到蠶食，並會成為先例，香港法院未來將有可能繼續擅自釋法，從而令《港區國安法》走樣變形，甚至變成「無牙老虎」，若要等到了那時，才以人大釋法撥亂反正，所引發的輿論反彈可能更大。即使有人認為，應把《港區國安法》部分釋法權賦予香港法院，也應先透過解釋《港區國安法》第65條的方式賦予，而非像現在一樣，任由法院在沒有法律授權下擅自釋法。
另外如上文所述，黎智英請洋大狀案已有終審判決，並有變相解釋《港區國安法》第5條的作用，人大若不選擇釋法，在《基本法》第8條保留香港原有普通法制度的情況下，將會根據普通法的「遵從先例」原則而成為案例法，意味着未來的國安法被告人，亦有權聘請外地大狀。我們即使假定Tim Owen不獲發工作簽證後，黎智英選擇不提呈司法覆核，誰能保證未來有被告人遇到相同情況，亦會選擇不提呈司法覆核？誰能保證屆時法院會判局方勝訴？
除此之外，特首現已在提交給中央的報告中建議人大釋法，雖從說理論上來說，中央確實有否決特首建議釋法的權力，乃至是國務院提交的釋法提案，人大常委會亦有權駁回或不予通過，但根據過往慣例，特首在提交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建議釋法後，從未試過不被中央採納，如果特首向中央建議釋法的消息被公開後，結果卻是不了了之的話，會否影響現屆政府的管治權威呢？這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最後但是不得不說，從外交和國際輿論層面來看，特首現時既已向中央建議人大釋法，若最終選擇不作釋法，將會釋放錯誤訊息，讓部分境外勢力認為，即使中央行使對港治權的法理理據十分充份，但是他們只要製造足夠的輿論或外交壓力，便能讓中央有所「忌憚」而讓步。在奉行弱肉強食和叢林法則的當今國際秩序下，綏靖主義只會被對方視為外交上的軟弱，因而令對方更肆無忌憚地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對於香港乃至整個國家而言，均是有害無益。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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