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之亂令社會再度關注學校的基礎教育,有意見認為學校應加強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甚至將其獨立成科。即將遞補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簡稱「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接受《堅雜誌》的專訪時指出,社會覺得國民教育或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對青少年是必須的,而學校沒有去教,就絕對是損害學生的利益!
將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獨立成科,是最為徹底的。但結合香港社會的現實,黃均瑜認為特區政府在政治上缺乏魄力和擔當,在學校推行時亦存在許多具體的技術性困難,因而採用滲透式教育,在中小學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較為可取。

文:文 武 圖:黃智峯

對於在學校內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討論已經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可以說是自香港回歸開始就一直在討論,但卻一直未形成統一的方法加以落實。去年(2019年)6月以來的反修例之亂,令社會上出現許多聲音,重提學校內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去年11月底召開的中共四中全會,亦明確提出要加強香港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但如何推動?社會卻未有一致意見。

香港中學生在反修例風暴中做出的「貢獻」,令人觸目驚心。
香港中學生在反修例風暴中做出的「貢獻」,令人觸目驚心。

作為資深教育工作者的黃均瑜認為,反修例之亂確實反映出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推行國民教育,以及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確實十分必要,但同時也是相當困難的事。

看到一批又一批學生上街,挑戰執法者的權威,甚至藐視法律的權威,對法律沒有敬畏。俗語話學好三年,學壞三分鐘,到了這種地步,想要重新扭正過來,已是非常困難:「我們年青的時候,見到最多的是『面斥不雅』,嚴重一點就是『送官究治』,當時『面斥不雅』已能生效,現在拉都不怕,是無法無天了。」他指出,所謂文明社會,就是「面斥不雅」已能夠發揮效用的社會,而如今的香港社會,「面斥不雅」和「送官究治」都已失效,要他們再規矩地回到課室裏,已是一件難事。

再加上現時社會高度政治化,政府的任何一項舉措,都可能被迅速地政治化炒作,因而推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乃至國民教育都是十分困難的。但愛國教育,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不論多難都要做,如何才能做得有成效,則需要探索。

黃均瑜認為中小學須加強憲法基本法教育。
黃均瑜認為中小學須加強憲法基本法教育。

政府須改固有思維注重教育成效

黃均瑜認為,政府在憲法和基本教育方面要改變固有思維,應該要有承擔。過往,政府只是因循舊有機制,做了就算。政府雖然從不否定要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每年亦寫報告交代政府做了多少事,搞了多少活動,但回顧回歸22年的情況,成效不大。

基本法教育的缺失,令香港學生的法治的理解產生問題。
基本法教育的缺失,令香港學生的法治的理解產生問題。
一些學校持續推行愛國教育。
一些學校持續推行愛國教育。

有責任主動推行憲法基本法教育

黃均瑜指出,政府固守「小政府」和校本原則的思維,將推動國民教育,憲法和基本法教育都推給學校自己去做,「呢個思維在現時情況下行不通,要用政府行為去推動。」而打破政府的因循守舊不作為的固有思維,則先要將政府由「辦事機構」,變為能真正負責任的政府。

黃均瑜認為,回歸前的港英政府是一個權力架構,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則只是一個「辦事機構」。回歸前在原有的香港法律之下,將政府行政的細則寫得很仔細,以教育為例,法例中清楚寫明,學校多少人要佔有多少地方;課室應該多大,容納多少位學生;廁所應該有多少個,男廁有多少,女廁有多少等等,都有細緻的規定,但在這些法律條文規定之下,最後有一條,教育署署長對所有事項都有酌情權。

反修例運動有不少中學生參與,對一國兩制有誤解。
反修例運動有不少中學生參與,對一國兩制有誤解。

署長酌情權回歸後落入常秘手

黃均瑜指出,酌情權就是權力的來源!港英年代的教育署署長一定是英國人,所有的酌情權都由英國人掌握,他們可以不守規矩,但他們要對自己的決策負上政治責任,當時負政治責任的結果,可能就是撤離職位返歸英國。回歸之後的酌情權仍然保留,但酌情權落到常任秘書長手中,而常秘是公務員,不可能背上政治責任,所以這一條款就被架空了,沒有人會用酌情權,只是跟着法律的規定去做,政府也變成辦事機構。

後來,特區政府引入問責制,設立問責局長、副局長等職位,但並沒有改變由常秘掌握酌情權的規定。因而,雖然有了問責制,但並沒有改變政府無人行使權力,無人背負政治責任的現實情況,因無權,自然無法問責。

學生走上街頭參與反修例運動顯示教育存在缺失。
學生走上街頭參與反修例運動顯示教育存在缺失。

教育局最大失誤是放棄話語權

黃均瑜認為,未來的教育改革要從政府架構中激活酌情權,讓政府成為權力機構。要讓問責局長有酌情權,同時也須負政治責任。局長有權才能運用權力,才能為自己的決策負上政治責任,這才是問責制。在教育政策上,局長必須作出政治決策,並為其負責,如果決策失當,則應該下台。

有關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黃均瑜認為,政府最大的失誤是只重活動權,而放棄了話語權。基本法在起草時,鄧小平也表明,有些條文「宜粗不宜細」,因為無人知道日後的發展如何,所以有很多空間,讓社會上可以對基本法的一些條文作出不同的演繹。比如,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基本法雖然寫明最終達至普選,但並沒有具體說明應在甚麼時候落實,香港社會對這一問題就出現許多爭議。但特區政府從不去面對爭議,結果產生兩種效果,其一是香港的一些大狀(大律師)變成基本法的權威,其二是將一些香港內部的矛盾提升為中央的矛盾和一國兩制的矛盾。

有學校定期舉行升國旗儀式。
有學校定期舉行升國旗儀式。

港府將內部矛盾推給中央處理

比如,有關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時間,這本來是香港內部的事情,基本法也容許各方提出不同意見,但是回歸22年來,社會只看到一方面的意見,政府不去反駁,而是將所有問題都推給中央,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去解釋。這實際上是將香港的內部矛盾,上升為「一國」和「兩制」之間的矛盾。

又如,香港出現針對內地遊客的不友善做法,這原本也是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地方矛盾。這種情況在內地省份之間也常會發生,比如廣東省和湖南省之間,也可能因為雙方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的不同,產生矛盾。但香港與內地民眾之間的這些矛盾,又因為特區政府的處置不當,不處理好自己內部的矛盾,將這些矛盾全部上繳中央,由中央處理,使之上升為中央與香港的矛盾。

年僅十二歲男童(中),竟參加暴力示威。
年僅十二歲男童(中),竟參加暴力示威。

社會誤解一國兩制政府未澄清

再比如,對於一國兩制,到現在仍然有很多人存有誤解,以為「一國」就等於內地,中央就等於內地政府,香港就是香港政府,將「一國」與「兩制」對立,香港的本土主義和分離主義就是因為這種誤解而產生的。而其實,基本法已經說得很清楚,一個國家有兩種制度,兩種制度都屬於「一國」,特區政府未能澄清社會上存在的誤解,而令情況變得更為複雜。

因此,黃均瑜認為,在香港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政府首先要奪回話語權。現時政府推行的憲法和基本教育以舉辦活動為主,這是只有活動權,而沒有話語權。政府失去了憲法和基本法的話語權,令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認知都源自所謂的權威大狀,推行基本法教育難以有成效:「我認為包括中聯辦在內的國家機構都應該出來正本清源,不要讓歪理歪論充斥在社會中。」

去年開學,反對罷課的學校被噴漆洩憤。
去年開學,反對罷課的學校被噴漆洩憤。

獨立成科滲透式教學各有優點

至於憲法和基本法教育該如何具體落實,是獨立成科,還是採用滲透式教學?黃均瑜認為,兩者各有優點,但以香港現時的社會環境而言,務實的做法還是採取滲透教學的方式較可行。

獨立成科的好處,是能保障基本課時和內容,但缺點是失去靈活性,而且容易引起較多的學校內部的矛盾。因為現時學校裏的課時已飽和了,如果再加一科,會牽涉到要許多技術性的問題,包括,必須要調配足夠的師資去教學,也可能因此擠壓了其他科目的課時,比較容易引起較多內部矛盾。

政府無魄力難以推動獨立成科

採用滲透式的好處是靈活,學校可以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每間學校的做法不同,有條件的學校可以多教一些,條件未成熟的則靈活處理,對學校來說較容易安排,從學校的管理行政的角度去看是較佳的選擇。但缺點是令有關教學內容變得可有可無,在校本原則下,有些學校甚至也可以決定不教。

權衡兩者的利與弊,黃均瑜認為,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既要有硬性的規定要求學校去遵循,同時也要有靈活性,讓學校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加以處理。

除了教學的技術性問題,還有現實的政治性困難。黃均瑜認為,經過反國教事件後,政府已沒有魄力再將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獨立成科,否則的話,只要恢復國民教育科,在其中增加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內容,已經足夠,但政府顯然已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

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令國民教育受阻。
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令國民教育受阻。

做好教育 須先重視師資的培訓

所以,從務實的角度去看,現時比較可行的辦法是用滲透法。黃均瑜認為,對於香港的小學生和中學生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目標不是去培育法律專家,而是着重於香港的憲制地位,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應該如何……等方面。這些層面的基本法教育其實並不深奧,用一個單元教學已經足夠。由政府推出一個像樣的單元,要求全港中小學校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學校仍可以自行決定用甚麼課堂去完成此事,可以用早會,可以用周會,可以用通識科、常識科,也可以補課,但不論用甚麼方式,一定要在規定的時限內完成這個單元。

做好教育,關鍵在教師,黃均瑜認為,推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也必須做好師資培訓。教師在課室裏是自主的,怎樣令老師更平實公正地做好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在師資培訓上要多做功夫。可行的辦法包括職前和在職培訓。過往政府在推行新高中制時,即將中學教育改為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學四年制,俗稱「三三四」,做過一個全港學校輪訓的機制,要求學校中層的管理層全部要集中參與培訓,這種做法很有效。但現時看不到政府在推行國民教育、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時,有使用同樣的模式:「要推動基本法教育就應該這麼教,首先要讓老師不要只完全接收大狀的觀點。」

真道書院曾有老師宣 揚仇警言論,有家長到門外抗議。
真道書院曾有老師宣 揚仇警言論,有家長到門外抗議。

傳統愛國學校旗幟作用淡化了

香港有幾家傳統的愛國學校,這些學校在推動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方面可以發揮甚麼樣的作用呢?黃均瑜指出,在回歸以前,傳統愛國學校曾經起了旗幟的作用,「以前只有愛國學校升五星紅旗,其他學校都不會。」但回歸以後,這種作用淡化了。

「這些(愛國)學校以往來說是起一個種子作用,我自己在大學時也曾接觸這些學校,漢華中學在香港大學隔壁,常有學生到香港大學分享,我最記得有一位學生講他在北京見到周(恩來)總理,與周總理握手的經歷,這就是種子作用。」

香港舉辦「國家憲法日」座談會,特首林鄭月娥出席。
香港舉辦「國家憲法日」座談會,特首林鄭月娥出席。

冀愛國學校不忘初衷發揮作用

回歸之後這種作用淡化了,因為所有的學校都是特別行政區的學校,已不分彼此。傳統愛國學校也要為自己的生存去奮鬥,要面對收生壓力、考試壓力,甚至將這些視作大於一切的問題,只顧着自己學校,已經無能力,有些甚至無意願去影響周邊。

但從回歸後的實際情況看,並不是所有的學校都愛國,能夠舉辦深入的、有成效的國民教育的學校仍然只是少數,所以傳統愛國學校應該有他們的一份承擔,應該不忘初衷,應團結所有的有志於推動年青人對國家認同的學校,發揮多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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