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2014年違法「佔中」開始，社會動盪不斷，到2019年反修例示威瀕臨失序，直至《港區國安法》（下稱《國安法》）在港實施，形勢才得以穩住。
然而《國安法》竟不時被形容為破壞香港法治及司法獨立的癥結，更將近年的經濟不景動輒歸咎到《國安法》頭上，甚至在法律界中亦有人出言詆毀，甚或以身試法。三年過去，業界對《國安法》如何評價？《國安法》對法律行業以至商貿環境的實際影響又是如何？《堅雜誌》專訪了三位法律業界人士，分享他們的回顧、親身觀察與展望。
退休《國安法》指定法官、執業大律師杜浩成和執業大律師嚴康焯均認為，國安教育仍須繼續推動，加強維護國家安全，釋除公眾對《國安法》的誤解，杜浩成甚至建議成立「國家安全學院」。
香港律師會理事岑君毅律師，不時到外地「說好香港故事」，如實道出香港的法治和《國安法》實施情況，「要給別人一個信心，香港還是以前的香港」。
文：本刊記者 圖：黃冠華、受訪者提供
去年4月從司法機構退休的前任《國安法》指定法官，現時重新執業的杜浩成大律師，回顧《國安法》當年在短時間內出台，他認為是適逢於當時獨特的環境和歷史因素。
2010後有些人不斷挑戰法律底線
杜浩成不點名批評，自2010年前後起，香港發生了較大規模的社會動盪事件：「原則上這些都是犯法的行為，違反了《公安條例》，有些人不斷挑戰法律底線，引領較為年輕的一輩參與了這些社會事件。」
他認為這批年輕人可能是一批批從中學進入大學，以至不同社會領域，期間的違法遊行變相令他們「被改造」、「再教育」，「直至最後出現了2019年那次大規模黑暴事件」。
「這些事件都是我們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都想像不到。」杜浩成指當時香港社會環境相對平靜，想不到黑暴突然爆發：「基本上是完全失控，幸好當時我們有警隊努力完成他們維護社會安寧的責任。」
「專業派」律師難忍律師會不講專業
人稱「專業派」律師的岑君毅記得，在《國安法》生效前，曾目睹當時位於他中環事務所樓下，仍有人扔磚、縱火：「這個是事實，全世界看到，今天還有沒有這些東西？是沒有的，這個也是事實。」
談及黑暴期間，一些法律界人士干犯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甚至涉嫌違反《國安法》，岑君毅從法律專業角度不點名批評，犯了法的人最終要受法律制裁，天經地義。
他回望2021年首次當選香港律師會理事，當時《國安法》剛頒布未夠一年，香港仍然黑暴頻生、社會動盪。他因為不希望有「不講專業」的律師躋身理事會，深信作為律師應以專業「掛帥」，於是參選。今年岑君毅在無競爭下自動當選再次成為理事，反觀昔日被視為較親泛民、自詡「開明派」的理事均無爭取連任，理事會回歸專業。
事隔五年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再訪京
香港律師會與香港大律師公會更分別於今年3月及4月訪京，均是相隔4、5年後首次，據報行程中他們曾向中央部委反映《國安法》的實施情況。有隨團訪京的律師會理事岑君毅解釋，律師會近年是因為受疫情影響才暫停訪京，今次再訪不屬「破冰」，反而是「報復式交流」的開始，預料今後律師會與內地不同部委將保持交流。另一方面，大律師公會亦重啟與北京大學法學院合辦的《普通法精要．公法》課程，是雙方事隔5年後的再次合作。
某些人以「違法達義」藉詞犯法
另一方面，岑君毅不點名批評，近年有一些人竟以「違法達義」作為犯法藉口，其實毫不合理：「正如我無論開車多急趕，遇到紅燈就是要停，這攸關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亦有法例規定我必須要停。」但現實中，即使他花費時間寫出詳盡而專業的剖析文章，勸告大眾不要誤墮法網，卻往往比不上某些政治人物、媒體，在社交平台上發表「理念」更容易吸引市民大眾俾「Like」。
岑君毅苦笑說，做律師的，動不動一個案例要看幾百頁紙，撰文又怕長篇大論，又怕寫出來被質疑「斷章取義」。結果呢？很多市民只花30秒，閱讀一篇「好聽」的帖文就下定論：「之後一個傳一個，令到香港的法治，或者法律發展荊棘滿途。」影響所及，令外間動輒將「香港還有沒有法治？」的疑問掛在嘴邊。
未見《國安法》令法律界人才流失
事實又是如何呢？或者從人才流向，就能反映法律業界是否對《國安法》有確實憂慮。執業大律師嚴康焯分析：「我覺得普遍來說，人才流向沒有甚麼大改動，因為一路以來，法律界都有人才的流失或進入，反而我會覺得，由外地進入香港法律界少了一些人。當然原因不單或者一定是因為《國安法》，可能是之前疫情封關措施影響。」
「至於你說，會不會特別有人因為擔心《國安法》而離開？我相信一定有，但我所知的一定是少數。」反而，嚴康焯發覺身邊同業考慮是否移民，主要原因其實與其他香港人一樣，不外乎是本身事業發展及子女教育問題。若然他們在本地事業發展理想，工作機會不缺，相信他們亦不會輕言移民。
未聽過外地律師因《國安法》拒來港
至於人才流入方面，嚴康焯表示以他所認知，根本沒有外國律師會純粹因為《國安法》而拒絕來港工作：「我未聽過有外地律師因為《國安法》所以不來香港，原因很簡單，一定是在商言商，所以如果香港有一件很好的案件，也有很合適酬勞，一定能吸引到人來。」
對於近日針對未有在港執業資格的律師，參與《國安法》相關案件的修例，嚴康焯認為《國安法》既為中國法律，海外人士是否有專長參與確是有所保留，但除此以外， 在國際商貿及其他商業、民事，甚至是仲裁案件，海外律師若有其專長，或在相關領域表現出色，他仍然可以申請特別許可，獲聘任到香港工作。
「我相信（《國安法》）因素不會太大。簡單來說，無論從商也好、從事法律行業也好，每個地區、每個地方，都有不同利好因素，也有不同風險因素，要考慮的東西一定不會太單一……香港屬於全球其中一個法律從業員收入偏高的地區，尤其對海外律師來說，在香港從事法律業務所得的回報，比其他地方都高。」
外資及國際律師樓已回港投資
近年屢有外資將亞洲區總部從香港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時間點上難免令外界猜測是否與《國安法》在香港實施有關。岑君毅本身是某間全球規模最大律師事務所之一、香港辦事處合夥人，不時與外資洽談。在他記憶中，確實有些外資公司憂慮香港不再是法治社會，繼而把香港辦事處或業務撤走，只是當中有不少都已重新來港做生意，當中部分是外國的律師樓。
岑君毅認為，他們選擇回港再開業，是因為法律界的獨有特質：「他們的客人香港有生意，於是律師樓就在香港開業，幫助那些客人。哪裏有生意就去哪裏。」
他又引述一名回港經營的資深律師說，賺錢蝕錢相對問題不大：「最重要能夠公平去賺錢，如果投資失利，是他眼光不好；但如果有爭拗，一定要有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司法制度處理，而這方面香港做得到。」岑君毅肯定《國安法》產生了作用，除了黑暴不再發生，亦有助穩定民生、發展經濟，印證「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發展階段。
《國安法》對營商環境影響極微
從事過不少商業法律事務的嚴康焯亦有相同觀察：「我所理解或認知的商界人士，他們考慮的一定是商業因素多一些。如果《國安法》對營商環境影響很大，應該會有很多外資撤資，但在香港我所眼見的外資依然很多，反而是疫情、防疫措施，影響到很多人轉移他們的亞洲總部，這情況我比較多見。」
《國安法》對於香港保持亞太區經貿中心的地位，或者國際商貿合作的前景會否有影響？「一定有影響的，但是影響是不是很大？我反而覺得《國安法》對於商貿上的影響非常輕微。世界各地都有他們當地的《國安法》，每個商家去個地方從商，一定會考慮有甚麼利好因素，一定會考慮有甚麼『地方風險』，當地法律必定是他們會考慮的『地方風險』，但香港《國安法》是不是和世界各地先進地方的《國安法》情況很不同？我又看不到。」
《國安法》在香港實施後，大批反對派人士落網，審結的個案仍屬少數，但無論是那一個法律程序，但凡是跟《國安法》有關，社會上都有聲音指控當中有不公義，亦有人擔心《國安法》在港實施後，香港再不能夠秉持司法獨立。法律界人士是否同意這些批評？
審案邏輯跟一般刑事案件相同
「就我自己所見，或者看過《國安法》有關判詞後，我看不到《國安法》實施後或者《國安法》案件裏面，法官審案或判刑的邏輯，跟以前的刑事案件有甚麼不同。」嚴康焯強調，社會上有批評聲音，或者跟他們只依靠傳媒去跟進案件，以致了解不深所致。始終傳媒報道篇幅有限，亦受其編採立場影響。
「我看到整個判詞裏面，法庭要考慮的事、要考慮的證據，或者判案，都是引用《國安法》實施之前一貫以來的原則。」嚴康焯認為《國安法》在香港只實施了很短時間，經法庭處理過的《國安法》案件仍未達致一個有象徵意義的數目，要現在說《國安法》條文是否清晰、是否合理、是否過於嚴苛，言之尚早。
「隨着《國安法》越來越多案件開審，就會越來越清晰。正如很嚴重的案件，例如謀殺案，有關當局的取證、調查，以及所花的人力物力，認真程度一定很高。同樣地《國安法》都是一樣。假設，謀殺罪新實施後，一年有15宗案例全部都定罪，可不可以說那條法例有問題？我相信不可以，至少要積存到一定案例數目，才可以斷定高定罪率是否條例本身有問題。我覺得隨着越來越多《國安法》案件開審，會令我們對於這個法例的認識越來越高。」
《國安法》保障人權 法院把關
杜浩成亦表示，了解部分業界至今對《國安法》仍略有保留，包括憂慮《國安法》會影響司法獨立、削弱人權等等，但他認為不必多慮。香港本身具備成熟司法體制，法院亦一直對人權作最後把關，更何況「《國安法》開宗明義講明，會維護《人權公約》給香港人的權利」。
杜浩成認為香港《國安法》已相對溫和：「你看其他不同法區，會發現他們用的手法，我們英文叫Draconian（嚴厲、嚴苛），其實是一種極端方法去維護國家安全、打擊破壞國家安全的罪犯，這些例子比比皆是。」
社會回復秩序未來不可鬆懈
《國安法》實施三年，不少人認同社會已回復秩序，但是否代表可以鬆懈？杜浩成認為從一些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中揭示到，可能有外部勢力組織參與其中。這情況令他明白到，《國安法》出台三年以來，雖然有效解決了一些有組織的破壞國家安全行為，但這三年社會穩定，「是否代表已經風平浪靜？是否再無後顧之憂？我個人的看法不是」。
杜浩成提出一些耳聞目睹的事例：有被指派推行國安教育的小學老師聲稱，因害怕觸犯《國安法》而拒絕「講多一句」，以消極態度向學生講課；有些聽審人士曾入法庭擾亂秩序，目的似乎是想打擊法庭威嚴。杜浩成特別指出，即使《國安法》有效壓制破壞國安的組織，但「孤狼恐襲」仍難以預測，銅鑼灣刺警案就是一例。
杜浩成倡建「國家安全學院」
如何將危害國安的風險降到最低？杜浩成認為很視乎國安教育如何推展，他目前正與一批法律界人士合作推展國安教育。他提議可向小學、中學和大學生，由淺入深推展國安教育，例如安排大學生參觀軍事設施，看看軍隊如何為國家守衞邊疆，讓他們體驗並學會肩負起國家安全責任。
為了將教學內容達致準確和統一，杜浩成認為香港的國安教育需要一個「頂層設計」。他有個願景：「希望假以時日，譬如三年、五年後，香港政府認真推行國家安全教育，願意投放資源，訓練一批合資格的國家安全教育人員，建立一間『國家安全學院』。」
杜浩成倡議，當本港訓練出一批又一批合資格的「國家安全導師」之後，他們回到原職，就可進一步將國家安全概念推廣到公務員體系、法律界、教育界、社福界等不同界別，讓政府、法律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履行自己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岑君毅身體力行說好香港故事
另一方面，岑君毅多次向海外媒體介紹《國安法》條文，現時亦繼續忙於到處向人講解：「理論上普通市民和生意人根本不會觸犯《國安法》，香港市民可以如常生活，外資公司可以繼續投資。」近幾個月，他應邀向泰國兩間有意來港上市的公司講解香港法治情況。經過他講解的公司，他粗略估算「十間有九間都會明白」：「至少他們會明白。至於來不來港，則是商業決定。」
岑君毅觀察到，至今仍有外資公司受某些傳媒報道影響，誤以為《國安法》很恐怖，「好像世界末日一樣」，憂慮香港是否一個公平對待外資的社會。因此，岑君毅認為不單止政府，法律界向外「說好香港故事」亦相當重要，尤其是現時普遍市民對《國安法》的認知雖然有所提升，但亦有不少人對《國安法》的演繹添加了地緣政治因素，「令《國安法》被人用來當成武器，詆毀香港」。
雖然仍然有人宣稱，香港因為《國安法》而導致司法制度不公，但岑君毅認為「把口生喺人哋度」，既然不可以阻止別人說話，就要親力親為將香港和《國安法》的實際情況告訴別人：「要給別人信心，香港還是以前的香港。」
嚴康焯 樂見同業多做法律普及教育
嚴康焯亦留意到現時社會上對《國安法》好像有許多誤解，一些聲稱《國安法》會影響香港司法獨立和營商環境的批評並不公允：「我覺得普遍香港社會，不是對《國安法》不了解那麼簡單，甚至對我們法律制度究竟怎樣運作？程序如何？要達至甚麼目的？保障了甚麼？這些方面都不理解。」
嚴康焯舉了個簡單例子：「很多人對法庭的（裁決）結果，不如他們所願就覺得不公平。當然，我覺得這是主觀的。還有些人會有個迷思，認為法律會保障到一個絕對公義（Substantial Justice），但一路以來，任何先進地區的法制裏面，都是保障一個程序公義（Procedural Fairness）。所以這些根本性不同或者概念性不同，我覺得社會裏要多一點教育，令他們有個認知，會解決很多矛盾和誤會。」
為此，嚴康焯身體力行，參與《國安法》教育工作：「我覺得同業之間要盡量做多一點，以前都有，但還有很多空間可以做。當然我很開心見到，譬如律師會有劇集及節目去講解普遍法律原則、講解《國安法》是怎樣的，這是很好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