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覺得好痛心！香港的司法機構爛得如此嚴重！」退休裁判官、大律師黃汝榮，接受《堅雜誌》專訪時說，香港的法官大都恐共、反共，又自視過高，85%都是黃色立場。更甚者，有法官用他們的創意，為被告創造出答辯理由，找個藉口釋放被告。他大力抨擊目前香港的司法制度每況愈下，令市民失望及毀掉大眾對司法的信心。
文：周萱 圖：Jo
黃汝榮人稱黃官，他說自己是半途出家的法官。在進入法律界之前是一名文學士，曾任職商業機構財務官。1990年，他於英國University of Wales取得法學士學位，1992年在香港大學取得法學專業證書，並獲大律師資格，之後一直私人執業，1998年轉任裁判官。
執業大律師的幾年間，黃汝榮生意不錯，打的都是刑事案件，儘管明白案中95%以上的被告都是有罪的，但卻要奉行大律師公會守則，為被告辯護。他說，這幾年完全體驗到，為甚麽父親會告訴他，做律師很「陰騭」。
直到1998年司法部邀請他試工做裁判官，他才發現原來法官真的可以主持正義，於是決定不做大律師而轉做法官。三年後，他獲司法部正式聘任，便一直做法官到退休。黃汝榮說，儘管表面是透過遴選程序入職，但其實結果早已內定，那時法官的遴選程序就是這樣。
法官遴選不嚴格 質素每況愈下
黃汝榮形容自己的性格喜歡維持正義，放棄做律師也是這個初心使然。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這段時期執業律師的收入，遠遠超過法官，所以當年很多法官，都是真心為了公義而從事這份職業。
但他慨嘆，過去10年情況已完全反轉，因市場上缺少生意，律師和大律師收入並不豐厚，當有機會時他們就寧願去做法官，甚至主動打電話給司法部，詢問是否有法官空位可以試工，如果成功獲得聘用，就有一份穩定收入，不同於過往，肯做法官的都是為了主持正義。於是，這造成了一個怪現象，很多現任法官根本資歷不夠，他們當律師時，真正親手處理過的案件其實不超過10宗，難怪司法質素每況愈下。
香港人常常很驕傲，認為法治是香港社會賴以成功的基石。黃汝榮說包括自己在內，都曾經對香港的司法、法治極具信心。然而，現實卻非常殘酷，特別是去年反修例風波以來，一宗宗的判案，不少令人感到無語、無奈，令市民對司法的信心越來越低。黃汝榮分析，造成這種現象，除了是近年法官遴選制度不嚴格；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司法界的「馬房文化」非常嚴重。
「馬房文化」拉幫結派 識埋堆扶搖直上
黃汝榮慨嘆，司法界有很多陋習，必須公開及處理，其中「馬房文化」是其中之一，對香港司法制度影響深遠。他解釋，在90年代至2000年代初，當時司法界內就有澳洲幫、英國幫、本地幫等幾個幫派，幫派間親疏有別，幫派內則互相取暖。由於當時外藉法官當道，本地幫只可說是一盤散沙。
這種「馬房文化」在司法部中一直存在，但發展到現在，由於大部分裁判官都由年輕華人法官擔任，「馬房文化」也演變成現在的網球幫、高爾夫球幫、教堂幫，如果能進入到這「三幫」，識「埋堆」，幾乎就可以扶搖直上。
聘任法官首重聽話 不就範面臨打壓
黃汝榮說，現在聘任法官最重要是聽話，不要與司法部有不同聲音，否則，已經受聘的雖然不會開除（因為開除一個法官很難），但會受到很多壓力，面臨多方打壓，上級法官更會在適當時候暗示你要聽話。
其實香港以往聘用法官有很多要求，一般是律師經常到法庭打官司，曝光率高，法官經常見到這些律師，令法官熟悉這些面孔，而最重要是律師打官司時手段正當，辦事有層次、有能力（Competence），也表現出良好品格，假以時日，這些律師自然就有法官賞識，便會獲推薦進入司法機構。黃汝榮說，他自己當年就是這樣入行當法官。
「三級制」遺禍無窮 法官越判越輕
另外，香港司法部曾經實行的「三級制」，黃汝榮認這亦是導致很多下級法官越來越不敢判被告有罪，越來越輕判被告的原因。
所謂「三級制」，就是每逢有被告對下級法官的裁決提出上訴，上訴庭就會評核這份判詞，期間如果理據不獲上級法庭接納，上級法庭就會作出三級評語，分別是優、良及劣。顧名思義，判詞優劣當然是着重質素，但實際上卻是取決於上下級法庭法官的關係是否和諧。假如關係不好，上級法庭就會公開下級法官姓名，公開指出這個裁決出了甚麼錯。
黃汝榮說，要找出判詞的錯處其實很容易，因為法律不是1+1=2，很多時是觀點與角度不同，在此情況下，下級法官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每宗案件都把被告釋放，這樣就無人上訴，就可以避開上級法庭的批評。
或許有人會問，被告不上訴，但律政司可以上訴。不過黃汝榮指出，回顧這麼多年，律政司提出上訴的情況不多，比率低於1%，所以下級法官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把被告釋放，找個理由釋放被告非常容易。判刑亦是同一道理，被告被判得輕就不會上訴。所以「三級制」導致很多下級法官越來越不敢判被告有罪，越來越輕判被告。這導致法庭風氣大改，市民對判刑及裁決感到莫名其妙，並逐漸對司法失去信心。
自己在任時，黃汝榮曾基於強烈的公義感，以書面向上級反映「三級制」弊端，上級當然不高興，越不高興就越被針對。他一再強調自己是真心愛香港、愛國家，更愛司法部，因此非常希望司法部可以保持住過往多年樹立起來的聲譽及質素。
縱放被告花招百出 明哲保身怕被批評
黃汝榮憶述，在沒有「三級制」時，法官之間會守望相助。比如說，原本安排好的案件，被告來到法庭之後選擇認罪，於是法官與法庭就有整天的時間騰空出來。法官遇這種情況，就會寫一張字條給其他法官，詢問是否有其他等待處理的案件，可以幫忙審訊。這是一種良好的風氣，當年每個法官都會這麼做。
「三級制」實施後，法官之間守望相助的風氣就蕩然無存。舉例說，一名被告認罪，主審法官聽完他求情之後，就會說需要時間考慮，將案件由早上10點壓後到下午3點才給出裁決。這段時間法官可以去上網、吃飯、喝茶，目的不是偷懶，而是避開處理另一宗案件，實行少做少錯。
為避免給上級法庭找麻煩，法官想找個理由縱放被告，實在非常容易。黃汝榮舉例，比如警察拘捕了一名疑犯，到法庭上作供，明明講的很好，主審法官就可以說有疑點，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更可以隨便指摘警察記憶力不好、警察不誠實，於是就可以釋放被告。
他再舉例說，有市民打架 ，被大律師嚴厲盤問幾次之後，有時混亂一些也可以理解，普通人去到法庭都會有些畏懼，緊張情況下講錯絕對情有可原，只要不是搞錯核心問題就無所謂。但現在的法官，證人只要講錯一點，縱使不是核心問題，法官也可以藉口釋放被告，這樣就可以避開 「三級制」的批評。
判詞煽情惹爭議 被上級批害群之馬
「三級制」嚴重影響了司法運作，當弊端逐漸浮現之後，2013年左右，司法部內部口頭廢除相關制度。但黃汝榮強調，口頭上這樣說，但遇到上級法庭不高興，認為判詞寫得不好時，又會用「三級制」的方法來處理，要求與下級法官見面。他們最喜歡說：「你呀，害群之馬！」，「害群之馬」這四個字，就是上級法庭用來批評下級法官最普遍的字眼。
黃汝榮強調，基於法官的專業素養，判詞無可能寫得差，但上級法庭總是強調，判詞不能寫得太煽情，否則就給人一種偏幫某一方的觀感。但黃汝榮認為，如果被告犯案的理由及動機值得同情；又或者相反，犯案理由及動機極度醜惡，案件做出來的裁決或判刑，是基於整體環境及案情因素而決定。如果案中有人值得同情，不寫得煽情些，不反映出判刑理由，上級法庭在看判詞時，就沒有了精粹及靈魂。因此，法官當然要寫出同情被告或受害人的理由。
以一宗賭徒案件為例，區域法院一名被告因濫賭欠下巨款，先跟太太索要金錢，後來太太無法應付，被告轉而向外父外母索要，最後也被拒絕，於是被告拿刀出來威逼家人，家人報警將他拘捕。案中三個證人作證，說被告舉債令家庭崩潰，指被告不是人。其中一個證人更說他連鬼都不如。黃汝榮寫判詞時既需要精簡，但又要有神髓，於是綜合證人證供，描述被告非人非鬼。未想到上訴庭說這個字眼不對，因而將他批評一番。
躱在鍵盤後審案 上訴庭「堅離地」
黃汝榮非常不滿上訴庭只在鍵盤後面做出諸多觀察及評論，完全不了解前線法官所面對的實際問題。
另一宗案件中，一名被告騙了20多人，案件證供很強，但被告選擇不認罪，繼續審。首天審訊中，黃汝榮察覺到被告根本沒有打贏官司的信心，甚至刻意拄着拐杖，塑造自己身體很差的形象，鋪定後路希望輕判。
案件在區域法院審訊10多日，黃汝榮審訊時要帶假髮，因此休庭時被告就認不出他。在多次午飯時候，黃汝榮都遇到被告，只見他健步如飛，連行帶跑趕去吃飯，這些上級法庭當然不知道，也不能寫入判詞。
司法界有個慣性，當法官讀判詞時，被告要起立聽判。當時黃汝榮依照慣例要求被告起立，辯方律師以被告身體差為由，要求讓被告坐着聽判。根據之前午膳相遇的經歷，他不批准，只說了兩個字：「不行！」被告之後上訴並聘用同一位律師，該律師就說黃汝榮對被告有偏見。上訴庭三位法官，其中一人更嚴厲批評他沒有人情味，影響司法界聲譽。另外兩名法官儘管認為這都是慣性問題，但認為讓被告坐着聽判也無傷大雅。
黃汝榮說，上級法庭根本不知道前線法官在裁判法院、區域法院這兩個「草根法庭」，遇到的那些被告為了逃脫罪行，光怪陸離的伎倆層出不窮，只有內行人才能理解及領略到那種骯髒手段，上級法庭只是躲在鍵盤後面審案，難免孤陋寡聞。
終審庭判詞一面倒 香港司法玩完
黃汝榮說，自己做學生讀法律時，會看大量外國及香港判詞，如果是一件上訴案，通常5名法官都會寫出意見，所以看一件案例時，會讀到同意或反對原審法官的意見，這些意見都會寫在判詞中。學生看了這些判詞，會發現原來一宗案件可以由不同角度去理解。
可是，現在香港終審庭的判詞，在過去十多廿年中有一個怪現象，以刑事案件為例，終審庭5名法官永遠只有一個意見，這顯示案件是由一個寫手主筆，他看過文件、聽過陳詞後就寫判詞，其他4個就集體同意某某法官所寫的內容。
香港回歸之後，外國案例的影響減少了，大家集中精力研究本地案例、判詞。終審庭的判決對下級法院最有約束力，想不到判詞只有一個看法、一個結論、一個觀感，其他4個法官就是附和，完全不加意見。
黃汝榮質疑：「我們下一代的法律學生會學到甚麼？我們參考外國案例少了，集中在本地，但本地最權威的終審庭判案卻這樣隨便，試問香港的司法制度怎麼會不完蛋？當然完蛋！」黃汝榮強調，這些業內陋習都不被外人所知，法律系教授、律師會更不可能向外披露，如果講出實情就後患無窮。
演繹法律未與時並進 終審庭裁決得人驚
2004年左右，區域法院開始全部用本地法官，因為越來越多案件用中文審訊。上級法庭有自己的圈子，為了鞏固勢力，他們必須官官相護。目前司法的文化就是不要有太多人上訴，不要給上訴庭做成工作壓力。
黃汝榮舉例，終審庭曾有個案件，被告陳宥羲在網上發放消息，說要像猶太人那樣燒毀中聯辦，被下級法庭裁定有罪。案件到了上訴庭，上訴庭也判被告有罪，再上訴到終審庭，結果判決令人驚訝，法官竟說「網上不是公眾地方」，因而判被告無罪。
按照普通法精神，審判裁決需要與時並進。黃汝榮解釋，普通法要求法官根據社會變化，「貼地」演繹法律條文。如果說網上不是公眾地方，不構成罪行的話，那為甚麼有警員被網上起底，警察部申請禁制令阻止這種行為，而法官又批准發出禁制令？他說：「其實網上世界比公眾地方更大，更廣闊，終審庭不能任由法官愛怎樣說就怎樣說，要市民服氣才行。」對於陳宥羲案，黃汝榮絕對不服！
兒童法庭陋習不改 感化報告沒完沒了
在黃汝榮心目中，另一個司法重災區，是兒童法庭。兒童法庭通常會判被告接受感化，感化官每三個月左右就要寫一份報告給法官。很多個案，感化官說被告已經很乖，感化期間也獲得家人支持，被告更有態度上的改變，建議法官不用再取得更多報告。
可是，兒童庭法官為了避免「太得閒」，要幫其他法官審理案件，於是就在過往的案件中打轉，不斷要求感化官撰寫進度報告，拉長被告感化時間。可是這些所謂進度報告其實都大同小異，很多法官根本連看都不看，只看結論的三四行。
黃汝榮說，這種工作方式表面看起來成績光鮮亮麗，顯示法庭要處理很多工作，其實大部分都沒有需要。黃汝榮看不過眼這些陋習，他在任職司法部時曾以書面向上級法庭反映多次，但情況零改善，無人理會。
四名當值法官鬥卸責 拘捕令無人簽發
做法官要經常簽署拘捕令、手令，有時甚至要在非辦公時間簽署緊急命令。通常有4位當值法官，以防其中一人沒空，仍有其他人支援。黃汝榮說這個制度聽起來很好，但實行起來卻是另一回事，甚至令到很多法官刻意不作為。
他不只一次遇過，當值法官收到警察或廉政公署電話，約時間簽發拘捕令，有法官佯裝聽不到不接電話，或乾脆把電話掛斷。某次黃汝榮當值，聽到警察打電話來要求簽發拘捕令，他答應之後，才知警察原來找過其他三名法官都找不到。由於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因此他又寫報告給上級法庭，建議只用一個法官當值，避免幾個人互相推卸責任。結果卻一樣是不被理會。據他所知，去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就有很多次警察找不到法官的情況出現。
八成半法官染黃 判案立場先行
黃汝榮語重深長地說，見到自己曾服務過接近20年的司法機構，爛得這麼嚴重，質素下降得這麼慘烈，目睹司法制度逐漸崩壞，令他非常痛心！
任職法官多年來，黃汝榮發現同事立場85%都是「黃」的，很多時都會因為同情被告的立場，因而釋放被告。他覺得現在的法官完全無公義，無質素，完全被個人立場控制，法官甚至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向被告暗示一個可以釋放的理由，令罪犯有脫罪藉口，這樣的案件多不勝數。
他舉例說，一名因為用腐蝕性液體潑向紀律部隊宿舍的被告，在法庭上認罪，判罰200元。大家都知道違反限聚令都要罰2,000元，這些向紀律部隊挑釁的行為，就簡單判罰200元。怎樣解釋？怎能服眾？
法官赤膊上陣 為被告創作答辯理由
還有一宗案件就更加離譜。黃汝榮說，一名被告在暴動期間被警察拘捕，在他的背囊內搜出一把刀，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被告不認罪，審訊時他解釋，藏有攻擊性武器是因為要讓這把刀透一下氣。法官最後判他無罪，原因是被告在激動的情緒下也沒有使用這把刀。其實被告面對的控罪是違反公安條例33條，管有攻擊性武器，管有就是藏有，在知情的情況下管有這把刀就是犯法，與是否情緒高漲及是否有意圖使用完全是兩回事。
主審法官甚至認為，被告無罪是因為這根本不是一把刀，因為刀鋒是收起來的！黃汝榮無奈地說，既然都講到刀鋒，怎麼不是攻擊性武器？一方面說這不是刀，但有刀鋒；另一方面又說被告沒有打開，種種理由根本都不成立。
更甚者，黃汝榮留意到，現今香港很多法官開始醞釀一種文化，儘管被告人本身或辯護律師沒有答辯理由，法官卻會用他們的創意為被告創造出答辯理由，找個藉口釋放被告，令人啼笑皆非。
司法界反共恐共 國安法在港難執行
港區國安法已在香港實施，黃汝榮悲觀地說，香港有沒有任何一位法官，法律界沒有任何一位律師熟悉國家安全法律。他說：「沒有！一個也沒有！檢控官也沒有！」
他解釋，大學學法律時，國家安全是一個很特別的專門範疇，等於海事法庭，不是每個法律系學生都要學海事法，更遑論國安法。
黃汝榮更指出，大家必須承認香港法律界很多人都反共、恐共，總之認為內地法律就是低級，這個觀念在法律界根深蒂固，包括律政司。律政司整天在自己網頁中宣揚，香港應邀派法官到內地講香港法律，覺得很自豪。但相反，當內地要求香港派法官過去培訓、交流時，香港法官就很抗拒。黃汝榮2002年曾應邀到清華大學交流，但相關交流其實沒有多少香港法官欣賞，私底下都是貶低居多。
黃汝榮批評香港法律界自視過高，總是覺得內地那套不行，其實內地那套很行。國內司法系統有檢察院監察法庭運作；回頭再看香港，一提到「司法監察委員會」，司法部立刻一再重申司法獨立，律政司也不斷重覆司法獨立的立場，就連特首林鄭月娥也這麼說，她甚至極端地提醒大家，千萬不要批評法官。
作為一名問責高官，不了解法庭運作、不了解前線法官面臨的困難、不了解上訴庭法官堅離地，黃汝榮覺得情況讓人失望及無奈。
法官須赴內地受訓 獨立部門審理國安案件
黃汝榮警告，如果港區國安法要依賴律政司執行，要靠現有法庭的法官去審理，這條法例就一定會被架空，法官一定會走法律罅，放走那些觸犯國安法的被告。他強烈建議一定要有獨立部門作出檢控，一定要在香港挑選精英法官，深入進行背景審查，然後到內地接受培訓，加強國家安全概念。除此之外，還要頒發證書以表明，今後有權及有資格審理與國家安全法有關的案件，這證書令他們有榮譽感並尊重自己的位置。
黃汝榮最後認為，國家有一樣本事令人非常佩服，就是不會重複犯同一錯誤兩次，他相信在香港問題上，過去23年中央得到的教訓不會再次重演，所以對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很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