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被殺一案，7人陪審團一致裁定兩名被告誤殺罪名不成立，引來不少質疑，被指未能為羅伯討回公道。即使陪審團的判決結果出人意表，除非是主審法官指引出錯，否則難以推翻。有大律師更認為控方引用「共同犯罪」的原則理應行得通，不明陪審團既然接納兩被告有份參與暴動，為何會不需為他們一方掟出的磚頭負責，認為裁決矛盾。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認為，「共同犯罪」概念本應是行得通，但在本案由於有陪審團，故事實裁定方面是陪審團的責任、法律觀點由主審法官負責；其實陪審團已裁定兩名被告暴動罪成立，當然是信納了他們曾掟磚，才會裁定他們有份暴動：「既然你有參與，而在『磚的大戰』中有人身亡，都是你有份導致。」雖然未必有證據證明，涉事磚頭由兩被告掟出，但在「共同犯罪」原則之下，都理應裁定二人誤殺罪名成立。
裁決矛盾： 陪審團欠專業技巧分析案情
龔靜儀認為，今次裁決帶出了一個問題，就是：陪審團制度的漏弊。她指現時不少國家都已取消陪審團的制度，「因為不是比人多、一人一票，投出來的就是民主制度、就一定正確」，法律是專門學科，需要專業技巧分析案情。由於法官讀法律出身，不少又做過律師，後來擔任法官時已累積豐富經驗，她認為假如由專業法官裁決，若暴動罪成立，誤殺罪也理應成立，反觀陪審團今次的裁決頗為「自相矛盾」、「出人意表」：「如果可以由法官審理相關案件，相信『出人意表』結果出現的機會，是會很低，甚至是無。」
陪審團審訊是普通法特色，以實踐「被告應由民眾裁決其罪行」的普通法精神，亦是司法獨立及公正的象徵，在香港已實行逾170年。陪審員是審訊中的「事實裁斷者」，去判斷哪些呈堂證供才是事實，他們是從普通巿民中抽選出來，希望他們能以普遍巿民的良知、集體常識及經驗去判斷是非。
但在目前社會分化對立的環境下，上述的普遍性已非絕對。其實在過去的社會事件後，許多青年被控告嚴重的控罪，當時已有人發起「做陪審員救手足」的行動，蜂湧去登記納入陪審員名單，期望若在「手足」的聆訊中被選上，便能幫上一把。
在今次羅伯被殺一案中，主控官被指在結案陳詞時將事件描述成「巿民」及「黑衣人」代表的對決，辯方在陳詞時提出抗議，指控方是隱晦地將「巿民」說成是好人、「黑衣人」是壞人，會造成偏見，並強調穿黑衣的一方其實都是香港巿民，應該得到公平的對待。
而主審法官杜麗冰在作出裁決指引時，亦一如以往告誡陪審團在考慮裁決時要摒棄無論是對死者、傷者或是被告們的同情心，要以理性客觀地去分析證供，不要被偏見影響判斷。只是外間根本無從得知陪審團是否能夠秉持着這個原則去判案。
大律師：蒐證困難 謀殺或誤殺脫罪關鍵
牽涉一條人命，兩名涉參與掟磚的被告，最終就謀殺或誤殺都脫罪，成為本案一大焦點。不少人關注控方倚仗的「共同犯罪」（Joint Enterprise）原則為何「行不通」？有大律師分析，主因是蒐證困難，尤其困難在於無法證明擊中羅伯的磚，是由兩名被告擲出。
杜麗冰法官： 謀殺罪表面證供不成立
控方曾表明，奪去羅伯性命的磚頭，並非由兩名被告擲出，而是另有身分不明的疑犯所擲。但控方指兩被告身處黑衣人群中、有份向市民掟磚，必能預見可能有人傷亡；基於「共同犯罪」原則，認為兩人跟同夥黑衣人罪責相同。
然而，其實早在審訊途中，控辯雙方曾在陪審團避席下，就原先的謀殺罪是否有足夠證據，展開過激烈爭辯。辯方強調，兩被告從來都無意傷害羅伯；控方則指稱是黑衣人一方首先掟磚，巿民才會還擊。惟杜麗冰法官認為，根本沒有證據指兩被告是早有意傷害羅伯甚至將他置諸死地，未能證明到謀殺罪的控罪元素，裁定謀殺罪表面證供不成立，控方立即改控誤殺罪作應對。
蒐證困難： 普通法精神「寧縱勿枉」
吳英鵬大律師就認為，司法的過程往往只能根據事後蒐集的證據去「重組」案情，有時證據所能證明的事實或與客觀真實有所出入。普通法的精神是「寧縱勿枉」，以無罪推定為原則，一般而言，被告無須證明自己無罪，而是由控方去證明被告有罪，標準要到「排除合理懷疑」才能證明被告有罪，若有存疑之處，疑點利益則歸於被告。本案首先存在蒐證的困難，特別是無法證明擊中受害人的磚塊是由兩名被告擲出，加上如此高的證明標準，因此控方若要在法律上證明兩名被告有罪是非常困難的。
最終，陪審團退庭商議後，裁定兩被告誤殺罪罪名不成立。這裁決意味着陪審團不接納兩被告須在「共同犯罪」原則下承擔誤殺罪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