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因為修訂《逃犯條例》引發出一場近年最大的風波。6月14日，正在香港出席新書發布會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饒戈平談到這場風波時指出，這是一個普通的技術層面的法律修訂問題，被政治化、污名化後引起的一場社會風波，甚至發生了暴力行為，這是很不幸的。
香港的一些法律問題和政治問題，只要一涉及到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涉及到兩種制度，或者帶有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差異的，第一刻就被政治化了，一種泛政治化的傾向，這些年伴隨着香港出現。
他認為，香港是法治社會，一切還是應該本着法治的原則，依法辦事，首先從學法開始，關鍵在於要全面準確地認識「一國兩制」，認識中央與香港關係。
文：文 武
饒戈平是內地的《基本法》權威專家，曾有《基本法》新護法之稱。6月12日反修例風波演變成激烈的暴力衝突，他剛好在香港，目睹香港時局的變化，饒戈平深深為香港社會出現的「泛政治化」現象而感到憂心。他說：「泛政治化並不是一種很健康的社會現象，我們是經歷過它的災難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國內地最大限度的泛政治化，全民族瘋狂和癡迷，在共同執行一種破壞性的政治運動，這不是一個成熟社會所應該有的。」
香港缺少《基本法》權威平台
他認為，事件折射出，香港缺少一個權威的平台，能夠在遇到問題之後，正確地講解《基本法》的根據是甚麼。這次修例風波中，很多人是在聽到了一些傳言之後，受到誤導去參與政治活動的。這很難認為是一種成熟的，理性的社會。既然香港是法治社會，一切還是應該本着法治的原則，依法辦事，首先從學法開始，也就是要從全面準確認識《基本法》開始。
饒戈平認為，香港回歸前後，作為中國一個特區的香港，香港的資本主義在九七之後就具有了中國的「一國兩制」的特色。回歸後的香港在中國主權下，盡可以保持發展資本主義，但必須並且只能遵從中國《憲法》所確立的，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憲政秩序，也就是特別行政區制度。在這一制度下，資本主義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發展，不僅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和資源，而且可以憑藉一國之本，有效借助和利用祖國內地資源，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謀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憲法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憲制基礎
當然這一過程，需要以尊重國家《憲法》為前提，維護國家主權，以及國家發展的利益，正確處理好「一國」與「兩制」，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國《憲法》已經適用於香港，香港能夠施行「一國兩制」，本身就是《憲法》發揮效力的結果，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正是《憲法》的產物，是根據「一國兩制」這個宗旨設計出來的，所以是《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
對抗沒有出路 香港不能觸碰底線
當然，「一國兩制」實施過程，存在兩種制度的差異，這是在一個歷史時期內，不可能改變的事實，內地的社會主義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兩種制度都受《憲法》保護，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能夠從《憲法》中獲得正當性和合法性，同時也承擔着尊重和維護《憲法》的義務和責任。香港可以不認同、不施行社會主義制度，但不具有敵視對抗內地制度的權力。他說：「對抗沒有出路，對國家不利，對香港也不利。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在『一國兩制』下是有底線的，那就是習主席在兩年前說的，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行為，挑戰基本法權威的行為，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和不能允許的，這一點是香港社會都聽到的。」
「一國兩制」是中央治國理政的大事
國家收回香港的主要目的，是由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一國兩制」不僅僅是香港地區的事，也是國家的事，是中央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因此對香港的治理不能僅僅表現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必然包括中央對香港的管治。中央管治權也並非僅限於外交和國防，而是像《基本法》所明確規定的，包括十二大項的廣泛的多方面的憲制權力。
他說：「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不過是彰顯法制所規定的原本就屬於中央的權力，既沒有增加，也絕不會放棄，它的用意不是要貶損或取代香港的高度自治，而只是強調兩類管治權的有機結合，以便全面準確實施『一國兩制』。中央承擔着展現『一國兩制』的重要憲制責任，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對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央負有尊重、保障、支持的義務，也享有監督、指導和規範的權力。」
「一國兩制」的實踐艱巨性超出預計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發展資本主義，是前所未有的社會實踐，它的複雜性，艱巨性遠遠超出當初的預計，對香港，對中央都是一種挑戰。應該說，部分香港市民還處在如何適應好憲政體制變化的轉型過程。中央也在不斷地總結經驗，提升管治認識。面對雙方都是第一次經歷的管治問題，有必要在「一國兩制」下找到一個共同的基準。他說：「在我看來，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治國理政的一個核心理念，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應該成為共同的思想指南。」如果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好「一國兩制」，就必須處理好「一國」和「兩制」，中央、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饒戈平認為，「一國兩制」是一個全新的國家治理模式，有很多深層次矛盾只有在實施過程中才能表現出來，「一國」與「兩制」之間可能存在一些結構性的矛盾。兩種制度之間，中央和香港，中央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權之間，都是一些深層次的矛盾。這些矛盾對中央與香港都是第一次經歷，都要摸索與探索。《基本法》有原則性的規定，但具體實施，仍需要探索，這個探索的過程恐怕也不是很平靜的。但有一個基本的信念，堅守「一國兩制」的原則，因為這是香港利益所在，國家利益所在，很難找到比「一國兩制」更好的治理回歸以後香港的方式。
中央和特區權力不被正確理解
從近年的實際經驗來看，饒戈平認為，有關中央和特區權力的爭議，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會長期存在。原因是從一開始，中央與特區的權力就不被正確理解，甚至不能夠真正地認識到法律是怎麼規定的。多數人很少看《基本法》原文，包括法律界在內，即使看《基本法》，也只看中央的授權，不太關注中央的權力，所以一般人認識就是中央只有國防和外交的權力，別的都沒有，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把中央行使自己的正當權力，看成是超越了《基本法》的規定，去干預香港的自治。
饒戈平認為，這種觀念從一開始就產生了，而且成為社會流行的一種觀念。怎麼能夠設想對《基本法》的不正確理解，能夠帶來對《基本法》正確的實施呢？所以要解決這一問題，還是要從根本上，從源頭上去解決，要從全面準確地學習《基本法》入手。
香港學習《基本法》不如澳門
饒戈平認為，香港政府和各團體在學習和宣傳《基本法》方面，不如澳門。全社會都有義務和責任準確地認識《基本法》，公務員團體和公職人員團體，以及青少年學生，尤其需要學習和了解：「我們既然希望『一國兩制』能落實得好，我們就要看『一國兩制』的本意是甚麼，《基本法》的本意是甚麼，只有按照這個，我們才能減少爭議。」
他說：「在這一點上，我感覺到澳門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對《基本法》的學習和傳播，對《憲法》的學習和傳播做得是比較好的，他們把這個當作堂堂正正的事情，很光榮的事情，而且把它看作是一種義務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