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非法佔領行動，隨着所謂的「佔中九子」被法庭判刑，看似一切塵埃落定，事情應告一段落。然而，香港社會經歷了這持續79天的動盪不安之後，似乎沒有解決到一丁半點問題，反而後遺症多多。循序漸進的政改依然寸步難行；黃絲與藍絲的意識型態對立愈演愈烈；立法會還是在拉布，會堂上只有攻擊謾駡沒有理性討論；警民關係持續惡劣，警方執法愈來愈難⋯⋯，香港社會因為這場非法佔領行動受創之深、遺禍之重，不是簡單地將幾名核心成員判刑就可以解決。因為這場運動，香港社會付出了極大代價。傷害已經造成，但可怕的是，沒有人知道香港未來還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徹底療傷止痛，繼續前行。
文、圖：本刊記者
政界人士都認為，佔中對香港造成的傷害，縱使判決搞手入獄，也難以彌補社會的損失，畢竟，司法的目的是要彰顯法治與公義，不是打擊報復。
誠如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表示：「法治精神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違法就要付出代價。佔中案沒有人勝利，因違法佔中已讓香港社會每個人都付出代價，法治及社會經濟受到破壞，社會撕裂，違法者亦要接受法律制裁。 」
陳淑莊腦瘤押後至六月判刑
包含兩名立法會議員等共9名佔中搞手，分別被控「公眾妨擾罪」和「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案件於4月24日判刑，其中4人（戴耀廷、陳健民、邵家臻、黃浩銘）被判監8至16個月，即時監禁，其他3人（朱耀明、李永達、鍾耀華）則被判入獄但緩刑，1人（張秀賢）被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另外，陳淑莊則因腦科醫生證實左腦有個直徑4.2厘米的腫瘤，腫瘤已壓着腦幹位置，導致腦幹彎曲，亦壓着部分腦血管及神經，醫生診斷為腦膜瘤，需盡快動手術治療。法官考慮陳淑莊的病況後，決定准許她延至6月10再判刑。（詳細判刑情況見附表）
迫使政府一夜讓步太天真
法官陳仲衡判刑時，指8名被告（陳淑莊並未在列）無論在陳情或律師求情時，都無展示悔意。悔意並非要放棄政治信念，而是應該對行動中對其他人造成不便的人道歉，示威亦應該避免過分妨礙公眾，但他們亦無這樣做，法庭也未有收到這些道歉。
另外，對於「佔中三子」所做之事，法官表示雖然事件最後無按他們原定計劃發生，但最終還是以另一種形式出現，他們始終沒有放棄運動，今次判刑是要反映案件中對公眾妨擾的嚴重性。
法官在裁決理由書也提到，接納當日的示威是和平進行，然而也要考慮到整個運動整體的影響，若他們以為召集數萬人參與佔領，便可迫使政府一夜內讓步，甚至接納他們提倡的政改方案，想法實在天真。
「佔中三子」代表律師關文渭表示，判刑比想象中重，而朱耀明將就罪名上訴，而戴耀廷和陳健民均會就罪名和刑期上訴。
曾偉雄： 政治不可凌駕法律
回顧整個審訊過程，辯方都以「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主軸來作出辯護，此舉引起社會輿論嘩然，認為是扭曲了公民抗命的原意。在佔中期間，身為警務處長的曾偉雄在法庭作出判決之後，評論說：「今次法院的判決，相信可讓公眾明白，在法治社會，政治不可凌架法律，所謂『違法達義』，亦與法治精神背道而馳。」他強調，非法佔領行動無論對法治的衝擊、社會秩序的破壞、公共安全的威脅、以及不守法意識的蔓延，都造成極為嚴重的影響。至於法官判刑是否與案件本身造成的惡劣影響相稱？曾偉雄則不作評論。
事實上，首先提出「公民抗命」理念的是美國十九世紀哲學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他提倡的公民抗命是有序、和平的，是希望社會制度又或法律某方面的缺失能夠得到修正，而不是要推倒重來。梭羅曾經以拒繳交人頭稅的方式進行公民抗命，最後欣然下獄。
「公民抗命」變「公民抗辯」
今次的「佔中九子」審訊過程，他們除了以各種借口開脫自己罪嫌避免入獄外，還重金聘請多名星級大狀代表抗辯，他們包括了代表陳淑莊的王正宇；代表黃浩銘的駱應淦；代表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的麥高義；代表邵家臻的大律師公會副主席彭耀鴻；代表張秀賢及鍾耀華的潘熙，以及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最後是代表李永達的蔡維邦。
有法律界人士估計，每名資深大狀每堂聆訊最低收費約40至50萬元，撇除張秀賢、鍾耀華及黃浩銘獲批法援，其餘被告的訟費估計合共至少逾千萬元。如此奢華陣容的所謂「公民抗命／抗辯」行動，整件事已演變成一齣「違法達義」的鬧劇，讓人歎為觀止。
判刑難解社會分化對立
至於法官判刑的輕重，是否足以反映社會公義？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說，今次判刑不足以彌補違法佔中為香港社會，以至對被影響的商戶、市民及家庭帶來的傷害，其中兩名較年輕被告判刑較輕，亦擔心為社會帶來危險訊息，誤以為年輕人參與違法行為只會受到輕微刑罰且不用坐監。
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資深大律司湯家驊認為，判刑符合預期：「我個人認為監禁長短也不能彌補或化解佔中所帶來的分化和對立。」
佔中九子被判刑，只是香港社會「災後重建」的開始，如何化解佔中為社會帶來的影響，仍是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