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例風波亂局已經6個多月，仍未見中央和特區政府有任何作為。人沒有換、事沒有做，軟的不做、硬的也不做，反正就是無為，至於治還是不治，大家自己看。
港澳班主任張曉明日前在《人民日報》撰文「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當中提到的內容很豐富，基本仍是堅持「一國兩制」制度，但同一個制度，如何執行落實，是有很大空間的，結果也可以迥異。
具體如何做？不外乎兩方面，一方面是特區做的事，另一方面是中央做的事。所謂「完善特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特區而言，有基本法23條立法，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值得關注的是，文章提到「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作為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第一項內容，當中列舉出十項中央的權力，包括：1、特別行政區的創制權；2、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織權；3、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制定、修改、解釋權；4、對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監督權；5、向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6、外交事務權；7、防務權；8、決定在特別行政區實施全國性法律；9、宣布特別行政區進入戰爭或緊急狀態；10、中央還可根據需要向特別行政區作出新的授權。
這十項權力，涵蓋極廣，如果真的全部落實行使，可以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會是今日的光景？問題是，既然強調要「依法行使」，那就是說，過去都沒有「行使」？或者最低限度，是沒有「行使好」。我們不妨逐一檢視。
第一項特區的創制權，肯定是行使的了，否則哪有這個特區。第二項政府的組織權，體現在特首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不過說實話，這項權力體現得不足，因為回歸以來，從來歷任特首和主要官員的任命，中央都是任命的，從來沒有說過「不」。久而久之，大家就會模糊，這究竟是行禮如儀的禮節性任命，還是實質的權力呢？因此中央過去也強調過這是一項實質權力。但香港的「真理部」是掌握在泛民手上，我保證，如果你去對全體香港人做一個訪問：如果某一日中央否決特首任命，你會覺得如何？我相信很多人肯定會認為這是「干涉香港內部事務」。所以，說一萬次不如做一次。尤其是，這次的用語是「組織權」，「組織權」是比「任命權」大得多，「任命」是你提出來，我說YES或者NO；「組織」是意味着我可以指定？這個有待進一步解讀。
第三項基本法的制定、修改、解釋權，過往做過多次釋法，香港人應該比較熟悉。第四項對特區高度自治的監督權，這在過去很少體現。什麼意思呢？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做的不好，中央有權監督，那過去有什麼事例做過的呢？特區過去20多年，房屋、教育、醫療等自治範圍內的事物，都做得非常糟糕，中央是有提點過，但口頭促使你「做好D」，就等於監督？有什麼監督機制呢？沒看出來。第五項對特首的指令權，也沒有行使過。當然你可以說「你怎麼知道背地裡沒有指令？」那既然是法定權力，就應該是光明正大、廣而告之的。例如我現在指令特首必須在這個任期內搞國民教育，特首就不得不做，這才體現中央的權力啊。法定權力緣何要「偷偷做？」你問問特首林鄭月娥：你做的事，那樣是中央指令的？修訂逃犯條例是不是？我相信林鄭都不敢正面回答，那又如何體現中央行使了這項權力呢？
第六項外交權，有外交部駐港公署處理香港的涉外事務，比較好理解。第七項防務權，就更不知從何體現了。你問問香港市民，回歸以來，那樣體現過中央的防務權？逢年過節，駐港部隊開放軍營表演一下步操算不算？這是表演權吧？你可能會說，因為回歸以來和平穩定，所以就不用體現防務權啊。但是過去6個月，官媒多次指名道姓說香港某些人是漢奸喔，還說這些漢奸勾結外國勢力，企圖顛覆特區政權喔。這不是我說的，是官媒自己說的。那防務權怎麼沒體現一下呢？解放軍出營清理一下門前的磚頭，就算體現了？第八九十項，我理解是危急時候行使的權力，但即使如此，中央也應該說清楚行使的標準，如何操作，讓香港人明白這項權力。
香港實行普通法，有個概念叫「逆權侵佔」。這塊地本來是你的，但如果被人佔據了，你知道他佔據而不採取措施制止，數十年後，這個權就不是你的了。所有權力都一樣，長期不用、該用也不用，那你就會喪失這個權力，以後要用也只能用武力奪取回來了。中央有此十項權力，但香港人又是否這樣認為呢？我相信在泛民長期的誤導下，很多人並不這樣認為，這中間的落差，就是香港落實「一國兩制」需要付出的沉重代價。
「一國兩制」是一個特殊的制度，保護了你也保護了我，限制了你也限制了我。但這中間有巨大的詮釋空間。如何講不重要，如何做才重要。事實上，過去幾年中央也多番強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但這落實、體現在何處呢？有特區政府的組織權，但哪怕特首民望如何低，兩邊陣營都十分不滿，都仍然只能堅定支持，這就是權力的體現方式？
落實貫徹「一國兩制」，中央和特區都有權力和責任。站在內地的角度，亂局的責任在特區，例如沒有落實基本法23條立法；但站在香港的角度，中央對特區的多項權力，不也一直也在「備而不用」嗎？制度的落實，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亂像的責任，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問題出在「一國兩制」的特殊性和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被動挨打上。香港既是內、也是外，「一國」而言，是內，有些底線不得不說；但香港與國際接軌，是外，偏偏在意識形態上，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國際主流不一樣，因此有些事不好做。這問題就來了，既然自己在意識形態上處於弱勢，聰明的做法是「只做不說」，但基於這種內外矛盾的壓力，實際上的情況是「只說不做」。你說了，成為了對方攻擊、抹黑的藉口，助攻了對方，偏偏是你根本沒做，那麼「只說不做」還「不如不說」。
這種特殊制度的執行落實，呈現出來的後果是「反一國」。怎麼說呢？以近月的亂局為例，「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日前在 FACEBOOK貼文，向台方表示感謝，同學們毫不吝嗇地娓娓道來：「香港人在6月以來的抗爭並未停止，同時台灣對香港人的支援有增無減，自6月起大力以行動支持香港運動，不論是遠道以螞蟻搬家形式運送物資來港，一夜間為港人籌募大量頭盔。」原來台灣一些組織，為香港示威者提供了大量「抗爭物資」。你問香港人，如果台灣人、美國人出錢出力，支持香港人「抗爭」，有問題嗎？他們都覺得沒問題而且天經地義。但如果中央或內地的組織出錢出力提供「鎮暴」物資給香港警方呢？他們就覺得大有問題，衝擊「一國兩制」。我打一個粗鄙的比喻：你說這個人是你老婆，但她人盡可夫，誰都可以上，唯獨你不能上。這「夫妻」關係未免太特別了。你娶了老婆，明明有多項權力，偏偏幾十年都備而不用，沒行使，幾十年後你想行使，她很可能告你強姦呢。
香港之爭也是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之爭，中國在意識形態上一直被動，哪怕近年不再強調韜光養晦，但意識形態上也不敢在國際舞台跟歐美正面交鋒。悶聲發大財是好事，可問題是，到了一定程度，你再想躲，就連原本屬於你的東西都會失去了。
文：吳桐山
學研社成員，穿梭港深兩地的資深傳媒人、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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