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主任」依然是「頂梁之柱」 文:何君堯、丁煌

在《香港公共行政》一書中(註1),伊恩· 史葛指出,90年代於香港公務員制度佔據首要職能的「政務主任」在政治與治理香港過程中發揮極大的權威性影響力。如同鑽石一般,他(她)們居於社會頂層,顆顆亮晶晶。但是,「政務主任」沒有具備鑽石般的恒久遠,就在近幾年間,他(她)們的社會治理地位發生逆轉。一些主要「政務主任」官員表現不盡人意,大眾開始質疑其領導能力。更糟糕的是,由於一些「政務主任」明顯呈現對英式治理價值觀的依戀,北京也好像開始產生質疑:「難道有人身在漢營,心在曹?」

處理危機最能考驗領導才幹。源於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與隨之而來的「2019年黑衣暴動」,香港進入爭論不休的緊急狀態,特首林鄭月娥、多數主要官員與相關部門「政務主任」高級行政人員首當其衝,被質疑缺乏領導能力,在解除社會危機時刻一無是處。2020年6月《港區國安法》頒布之後,大家才在驚恐失色中認知,原來咱們特區在維護本國國家安全法律制度上存在如此巨大的漏洞。誠然,在「2019年黑衣暴動」之前特區政府幹得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瀆職、成功拖延《基本法》第23條立法。

不容置疑,特區政府在面臨「第五波冠狀病毒」來襲時,束手無策、未能採取有效措施抗疫。筆者略略提幾點:醫院日常運作混亂不堪、感染率與死亡率屢創新高、加強版強封與限制社交距離措施嚴重影響日常商業運作,等等。這一切赤裸裸地揭示特區政府在抗疫期間,上至領導階層、各部門協調、下至執行人員,處處混亂不堪亂成一鍋粥。公眾對相關政策部門的「政務主任」大失所望,信心跌入谷底。

儘管過去幾年一些「政務主任」的政績與公眾期望呈現明顯落差,咱們特首超哥的新治港團隊不乏「政務主任」身影, 可見此時此刻「政務主任」還是治理特區的頂梁之柱。值得注意,在組織新「愛國者」治港團隊時,大家都團結一心負起一個共同使命:善政、維護國家安全,主權與祖國發展長遠利益。再來,新「愛國者」治港團隊都具備強烈的責任感、擁有專業知識與全球視野,這治港核心領導主隊所具備的特質是否能感染到其他大多數的下級「政務主任」 公務員,大家拭目以待。

根據陳啟祥研究團隊的一項研究(註2),「政務主任」缺乏的往往是前瞻性心態,他們每天都為處理危機與緊急情況而疲於奔命。與特首超哥的新治港團隊相比,某些「政務主任」 可能會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忽略新管理團隊的共同目標重要性。由於維持一個可持續的價值系統難度相當大,一些「政務主任」很有可能會只做表面功夫,月支高薪、生活安逸與地位崇高才更上心。

大家注意,1868年「江戶幕府」倒台後,「明治維新」的領導團隊將日本發展為一個強大而富裕的國家。他們的共同使命是:工業革命、立憲、建立議會與對外擴張。這些目標是當時所有政治家、官員甚至全民的共同信念。雖然當時「明治維新」派、「鹿兒島藩」與「長州藩」之間還處於政治鬥爭期,但他們只為如何達至日本人共同的使命而爭鬥。顯而易見,日本人應該為成功實現「工業革命、立憲、建立議會」這三個目標而感到自豪。但是,必須嚴肅重申立場,大家依然譴責她的帝國主義野心與對外擴張政策。

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對特區新「愛國者」治港團隊有啟發作用。如不能為特區大多數公務員和政治從業人員尋找出一條團結道路、共同為建設香港的共同目標奮鬥,只憑一個管理團隊之力是不足以確保改革的成功。「政務主任」們須做好榜樣,擁護主要官員、為共同目標努力。此外,大家應注意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早前提出,必須在特區公務員群體中培養愛國主義精神。

雖然顧汝德(Leo Goodstadt)在《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一書中認為(註3),「主要官員問責制」可能無法締造善治香港。筆者認為,他的論點缺乏引證,流於空談。雖然說,某些高級「政務主任」可能與政治任命官員在初期合作中會面臨一點困難。但是,特首超哥參選前已明確表示,他的團隊會上下一心,希望特區新特首能強化新「愛國者」治港團隊與高級「政務主任」們之間的溝通,願超哥能團結整個公務員隊伍,促進公務員制度的和諧施政關係。

筆者欲提出四項建議,以提高「政務主任」 故有優勢、加強他(她)們與公眾的聯繫。首先,鑒於「政務主任」的晉升主要引用「論資排輩制」,建議在現存制度加入「政績評分晉升制」,鼓勵年輕「政務主任」更加努力工作,事業就會更上一層樓。其次,建議引入「政績薪酬制」,多勞多得,為優秀公務員提供經濟激勵。再來,為那些擁有專業特長的「政務主任」提供更多的專業領域實戰機會,鞏固技能成為專家而有機會晉升為「主要官員問責制」成員。最後,鼓勵「政務主任」 定期「下鄉」,設身處地地了解草根階層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並加強與大眾市民之間的互動。

註 1:Ian Scott;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Singapore)Private Limited 2003; at p 73

註 2 :Erik Chan Kai-cheung(陳啟祥), Ivan Chu Siu-lun(朱兆麟) & Felix Choi Pak-hei(蔡柏熙); “The Transition of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Officer Grade and its Mismatch with the Public Expect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2013 at p. 45-50

註 3 :Leo Goodstadt;“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 HKU Press 2018 at p. 16

(閱讀英文版)

【Newspaper Article】Junius Ho & Kacee Ting:Administrative officers should get incentives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HK China Daily; 1 August 2022)
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283419#Administrative-officers-should-get-incentives-to-achieve-good-governance

文:何君堯
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創辦人

文:丁煌
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凝聚民心》聯合發起人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顧問委員會成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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