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了。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社的問卷訪問發現，7500名來自21間中學的學生中，有 51.5% 的學生有抑鬱徵狀，當中四分一人出現高焦慮徵狀，更有約兩成人有輕度自殺念頭，懷疑自己是否值得活下去。分析這些中學生的日常生活，發現他們的壓力主要來自文憑試、學業和前途問題。
撫心自問，我這幾年才初為人父。沒有做人爸爸的時候，我往往對這些調查結果不甚理解，不明白為何會有這麼多學生抑鬱。我生於上世紀80年代，同樣做過中學生，面對學業、考試等壓力，但不覺得當年有這麼多人談論抑鬱。當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過去大家對精神疾病的認知比現在少很多，可能很多人抑鬱了都沒人知道，也不覺得是病。社會上有精神問題的人愈來愈多，很重要是大家對精神疾病認識多了、定義廣了。
學業、考試壓力，每一代人都有，我讀中學的時候，考試只會比現在多得多，而不會比現在少。那時候求學就是求分數，每一次考試的成績，學校都會將姓名、分數公佈出來，主動讓大家去比較誰成績好、誰成績差。要說學業、考試壓力，現在的學生受到的壓力可算「斯文」。壓力和動力從來都是相伴而生，有壓力未必是壞事，問題在於壓力背後有沒有動力呢？
隨著孩子長大，我開始從一個父親的角度去思考，現在的孩子和我們做孩子的時候比，壓力的性質有什麼不同呢？我覺得最少有一點不同：我們那一代，壓力背後有動力；現在的一代，壓力背後更多是無力感。這區別非常重要，而且這是全社會的問題，並非老師、學校可以改變。
我們讀中學的時候，沒錯學業、考試壓力是很大，但同時我們看到社會在不斷進步，大家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衣食住行都在一天天變得更好。哪怕考試再難，但我們的父母會對我們說：孩子，好好讀書，以後做大學生，家裡就會更好。我們會信，這就是壓力背後的動力。
無論是歐美還是香港，全球已發展地區，進入21世紀之後，生活水平基本上停滯不前，甚或倒退。布魯斯金學會早年的研究就發現，美國勞動適齡男性人口的工資從1970年來下降了19%。英國《金融時報》的研究就說，1985年出生的英國人生活水平沒有好於比他們早10年出生的人，這是100年來第一次。香港呢，去年的數據指，經通脹調整後，本港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中位數，20年來下跌了5.5%。
這個差別十分巨大。在我們學習成長的年代，我們很明顯感受到，衣食住行玩這些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但在過去20年，總體而言毫無寸進。與此同時，收入鴻溝開始變得不可逾越。現在的父母，還會跟中小學生說：孩子，好好唸書，以後就能過好日子嗎？生活現實告訴我們，再這麼說也是自欺欺人。現在社會的普遍說法是：除非你有個富爸爸，或者嫁給有錢人，否則根本沒有改變生活的希望。
如果我還在讀中學，我很可能也會抑鬱。但調查沒有揭示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不在於壓力大，而在於壓力的背後，沒有希望。人類社會沒有一天天變得更好，這才是問題吧。
文：吳桐山
香港資深傳媒人、時事評論員，先後在香港、深圳兩地的報章、電台和電視台從事新聞記者、編輯和評論工作，熟悉兩地社會文化差異，曾有四年專職跑台灣新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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