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暴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坊間有不少評論分析釀成暴動之成因。有人認為，土地房屋短缺，樓價太貴，社會貧富縣殊問題太嚴重，引起了深層次矛盾。亦有人則認為，這是一直都存在的意識形態之爭。當然也有人歸咎反對派議員、教育界、傳媒及司法界等不斷「播毒」。此外，港府內部的公務員也多遭人詬病，被指怠工，甚至乎裡應外合，暗中支持反對派的「港獨工程」等等。
以上諸般社會問題，都不容忽視；要長治久安，肯定要逐一整頓。但從另一個層面來說，以上的問題都是長年累月下形成的「基本因素」。就如一個人的「體質不佳」一樣。可是，身體差自然會容易生病，但並非一定會出大問題。那麼，為何香港會「大病一場」呢？
除了要針對「基本因素」之外，大家亦要留意兩大問題。其一，就是香港碰上了「極厲害的病菌」。其二，則是證實患病後，港府的「治病處方」又是否合適呢？
所謂「極厲害的病菌」正是「顏色革命」的苗頭。若非境外勢力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把「顏色革命」引入來，香港又怎會「大病一場」呢？這種「顏色革命」的抗爭手法，在世界各地也絕不罕見，甚至乎近來已輻射至法國、智利、英國和西班牙等等。我們要抵禦「病菌」的入侵，自然要防範於未然，而且還要固本培元，鍛練好身體等等。因此，一國兩制之下，各政府機關及不同行業的改革肯定在所難免。但如今暴動尚未遏止，即那「極厲害的病菌」仍是揮之不去，討論如何「治本」，或許還不是時候。我們不妨先集中討論「治病處方」，研究和何才能「藥到病除」。
一直以來，當香港「病倒」的時候，港府的「治病處方」都出了極大的問題。坊間有評論認為，港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便如「餵毒藥給市民吃」一樣。因此，面對強烈的反抗是意料中事。筆者認為這比喻並不正確。一來，修訂《逃犯條例》絕非「毒藥」，更與大部分奉公守法的良好市民無關。二來，就算修訂《逃犯條例》大有問題，但港府的敗筆卻並非「餵毒藥給市民吃」，反而是「餵毒藥只餵了一半便擱下」。市民以為你「餵毒藥」，正拼命反抗，你卻偏偏「暫緩」了。市民當然會繼續反擊，還會用盡氣力的「把毒藥反灌到你口中」。這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港府表現得怯懦無能，遇到有市民反抗便即退縮，反對派當然會得寸盡尺。市民見港府「跪低」，亦只會認定港府全錯，自然是得勢不饒人，一面倒支持暴徒的諸般惡行；這亦是香港人欺善怕惡的特質。港府當初暫緩修例，便是害怕會引起社會動盪。可是，港府退縮，社會依然爆發出大規模的暴動。這已充份證明，港府及行政會議成員當初的決定肯定全錯！
回想起來，如果當初港府堅持修例，亦肯定會有足夠的票數通過。縱然仍是無可避免的引發出一場騷亂，但又如何呢？反正修例都通過了，反對派還有什麼戲好做？儘管在境外勢力與本地港獨力量合流之下，依然會爆發暴動，但港府態度明確，並表現得強硬，反而會得到支持修例的市民支持。只要修例通過後，沒有市民因政治、言論自由、宗教理由被拘捕及送返大陸，反對派的謠言便會不攻自破。如今，港府當初為了修例而說服了一眾建制派「上船」，自己卻偏偏率先「跳船」，得罪了所有建制派，而同時間亦絕對不會得到反對派及普遍市民的支持，可謂得不償失。
總的來說，港府的「大和解」方針已明顯犯了戰略上的錯誤；面對持續四個月的暴動，依然是「一拖再拖」及「一跪再跪」，其「治病處方」亦肯定全錯。面對頑劣難治之病毒，就算起初斷症時不敢操之過急，先「固本培元」，但最終仍需要以「以猛藥急攻」，方能「藥到病除」。
文 : 寒柏
從事金融業，自由撰稿，醉心武俠小說創作；近期發表《汴京遊俠傳》、《獵頭交易》、《清明上河記》和《天人》等小說。著作還包括《金庸雅集：武學篇》和《金庸雅集：愛情、影視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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