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盡量做到政商分隔，防範「資本滲透」，避免官員和議員獲得「延後利益」，才能減低釋放土地和改革稅制的阻力，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然而，不論是制定政治捐獻法，還是增加行會成員和政治任命官員的「過冷河」時限，都會削弱某些階級的政治影響力之餘，還會觸動到某些建制派政客和官員們的奶酪。如此一來，又應當如何推動香港的政治深化改革呢？
首先並且是最重要的，自然是特首的人選問題，因為在《基本法》的憲制設計下，特首具備極大的權力，主要官員由其提名，行政會議成員和法官由其委任，政府法案要其點頭，兼且是國安委主席。因此，特首本身的意識形態，說得直白一點，是其階級立場，以及其政治能力，將會直接決定港府推動改革的決心和成敗。
另一方面，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既涉及規劃、收地、加快改變土地審批程序、修訂釋放郊野公園用地和填海的相關法例，又涉及改革稅制、制定捐獻法，以及延長行會成員和高官的「過冷河」時限，其工程十分巨大，但是現屆政府餘下任期只剩一年多，並要花精力完成人大3.11決定的本地選舉法修例，之後又要開始籌備下屆選委會、立法會和特首選舉。換言之，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任務，必須由下任特首完成。
正因如此，所謂「特首跑馬仔」的遊戲，已經悄然開跑，亦成了香港部分權貴最關心的事項。畢竟，部分人雖在今次選制變革後，喪失了「關鍵少數」的地位，但是如之前的文章所述，這些人在選委會仍有一定的代表，而且可以藉着「資本滲透」影響部分選委的投票意向。如此一來，解決深層次矛盾既然會觸動到這些人的奶酪，他們自然傾向支持維持現狀的特首上台。
反之，解決階級固化及由此而衍生的土地問題，將會直接決定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能否緩和，從而影響香港一國兩制能否行穩致遠。與此同時，推動這樣的深化改革，必定會得罪不少人，所以我們可以預料，侯選人的出身、背景、改革決心，以及過往表現，可能才是獲得中央支持的決定性因素。
說到這裏，可能又會有人認為此文又再主張出身論，目的是要所謂的「押注」，藉着打擊某個潛在參選人，從而為另一些潛在參選人造勢。然而，只要我們撇除政治偏見，便可從香港回歸23年以來的四4位特首當中發現，究竟哪種背景的特首，更加傾向維持現狀，更加不願觸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這種客觀現象，並不以個人主觀意志為轉移。
另一方面，政見或做事不受其所屬階級所限的特首，也不是未曾存在，首任特首董建華便是例證。換言之，出身和背景只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是否具備推行深化改革的決心，能否堅定地完成中央下達的硬任務，能否跟地方的山頭利益保持距離，會否因為自己心裏打着的小算盤而陽奉陰違，大搞「上有政策，下有政策」的那一套，可能才是潛在參選人獲勝的關鍵。
當然，上述所提及的內容，只不過是一些原則性觀點。對普通讀者而言，可能更關心的是具體潛在人選能否獲勝。是故，本欄只好冒着被人當作「押注」的風險，在下篇文章談及一下，現屆特首林鄭月娥若想連任的話，其成功率究竟有多大的問題。
文：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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