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港英政府怎樣對付「示威」？　文：寒柏

上月，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於在香港舉行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致辭說明，維護國安與表達利益訴求並不矛盾，表達訴求渠道和方式有很多種，非指遊行不是表達利益訴求的唯一方式，亦表示從過往經驗，環保和民生等利益訴求很容易被騎劫。

多年來，港人一直都深信遊行示威是香港的優良傳統，證明港人擁有表達意見的自由。甚至乎有人把遊行示威與所謂的「香港核心價值」牽扯在一起。

既然把遊行示威說成是「香港核心價值」，港英政府年代又怎樣對付遊行示威呢？直至67年暴動後，港英政府又如何繼續管理香港呢？

港英政府由1841年至1997年期間，總共治理香港達156年。多年來，所謂的「香港核心價值」，當然是維護英國人在香港的權利及好處，一切以英國的商業利益為優先。英國政府為了維護在多個殖民地的經濟利益，都以高壓手段管治，並凡事以英國資本家優先。這種對英國資本家傾斜的態度，當然引起各地的社會及民生矛盾。最終，香港於1967年爆發大規模暴動 (其寶，67年之前，香港當然亦爆發了不只一次的暴動)。港英政府當年以一如過去的以雷霆手段，引用《維持治安條例》、《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公安條例》及普通法的相關條文，並頒布不少緊急法例，大規模及快速地拘捕當時的暴徒及示威人士。

於1967年底，港英政府還對《公安條例》作出重大修訂，並於1970年就暴動罪作進一步的修訂，其中，暴動罪的刑罰由原本的最高入獄2年大增至10年。此外，港府亦規定所有公眾集會須事先向警方申請牌照。

在暴動之後，港英政府有沒有檢討過一直以來對殖民地所實施的「高壓政策」呢？有否放寬對遊行示威的監管呢？答案是否定的。

於1971年，港英政府進一步收緊條例，收窄合法公眾集會地點至維多利亞公園、香港大球場、九龍公園、佐敦道英皇佐治五世公園及摩士公園等5處。示威的「發牌制度」一直沿用下去，至1980年才修訂設立在公眾地方集會的發牌制度。但無論如何，只要集會人數達30人以上，或遊行人數達20人以上，便需要申請。這是否代表只要人數較少的遊行或集會便可以「很自由」了？答案亦是否定的。港英政府的普通法中的法律一直保留不少讓警察易於執行的法例。即使你只有一個人，只要有理由懷疑你對公眾秩序構成威脅，便已經可以把你拘捕了。

簡單來說，在殖民地政府管治日子裡，港英政府絕大部份時間對集會、遊行及示威的監管都從嚴，對暴動更是採取雷霆手段鎮壓。這與普遍港人現時對港英年代的回憶或認知完全不符。把集會、遊行及示威說成是港人的「核心價值」，更是有點「天方夜譚」了。

所謂「一手硬」之外，尚要有「一手軟」。但港英政府年代的「一手軟」到底是怎樣呢？當年英國政府在暴動後，又有沒有向港人「派糖」呢？

據港英政府的「官方說法」顯示，於67年之後，港英政府相對重視民生課題，例如港英政府官員會出席民間節日活動，並與眾同樂。還開始興建一些社區設施，讓年青人玩樂及做運動等等。這亦反過來證明，港英政府治理香港的首126年裡，連基本民生及公共設施都沒有怎樣建設過。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戰」之後，英國政府甚至乎提出立刻把香港歸還給內地。這亦從另一方面證明，港英政府在首百多年的管治裡，根本沒有好好想過如何經營好香港。

當然，1972年以後，麥理浩港督開展了香港的「黃金十年」。這亦可以算是一種「懷柔政策」。其後，港英政府提出「10年建屋大計劃」，打算為180萬名市民提供房屋。港英政府以大規模「移山填海」的方式，興建「新市鎮」。除了「公屋」外，亦為夾心階層興建「居者有其屋」，為市民建立置業階梯。

麥理浩於任內與建了6個新市鎮、33個「公屋」屋邨、16個「居屋」屋苑、重建了11個屋邨。於他卸任後，港英政府於1987年才完成了「10年建屋大計劃」。除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港人的住屋問題之外，麥理浩任內亦規劃了「地鐵」，並推出了「9年免費教育」及成立廉政公署等等。即在大方向上抓緊「房屋」、「交通」、「教育」及「貪腐」等4大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