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顧問、前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日前在報刊撰文，指隨着國際地緣政治逆轉及本地政情驅使，香港已從過去的「左右逢源」陷入「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認為香港應善用「一國兩制」，在維護國家安全與自由多元之間，做好平衡，防範「一左二窄」。
張炳良的意見很可能代表香港一部分人的看法，而這種看法雖然表達的方法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認為香港在執行落實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做得過了頭，已經危害到香港經濟和民生發展。
香港經濟的疫後復甦不如人們的預期，不時傳出有美歐的企業撤出香港，有一部分香港的專業人士和中層階層移居海外，這是導致這種觀念的主要背景。但是，香港疫後經濟復甦不如人們的預期，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兩方面，一是全球經濟在疫情中受到嚴重衝擊，至今尚未恢復過來，出現需求下降的問題，香港作為一個細小開放的濟體，自然會受到比較顯著的影響；二是美國及一部分西方國家，出於地緣政治和「以港遏華」的思維，打壓香港，令香港經濟復甦面對一些過去比較少見的困難。
環球經濟不振，並非靠香港自己的力量可以解決的問題，香港只能被動地適應，並因應新的情況作出積極的調整。美西方一部分勢力打壓香港，一部分人則認為是香港落實了《香港國安法》，以及執行國安法「過嚴」所致。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極為錯誤，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看清世界局勢的變化，更基於對全球局勢的錯誤判斷，對香港得出錯誤的看法。
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最大的變數，就是中國及東方崛起，而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正在瓦解。香港正好處在東西方交鋒的關鍵節點上，無可避免地會受到較大的影響。
中國40年改革開放，一直積極地融入世界，參與全球治理，為中國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也給香港帶來能夠「左右逢源」的重大機遇，造就了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繁榮穩定。
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美國逐步把中國的崛起視為一種威脅，大幅度改變對華政策，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更全面遏阻中國發展，這是世界出現大變局的重要原因。而美國的其中一個手段，就是要利用香港，達至「以港遏華」的目的。主要的手段是透過其代理人和本地反中亂港勢力，不斷地在香港挑起矛盾、分化社會，製造混亂，甚至意圖在港搞「顏色革命」，搞亂香港。
因此，張炳良所描述的香港從「左右逢源」轉變為「左右為難」之尷尬，主要來源於美國「以港遏華」，而非香港落實了國安法，也不是香港特區在執行國安法時，存在所謂「過嚴」或所謂的「一左二窄」的問題。
事實正好相反，落實了國安法，香港才有保護自己，不受外部勢力干擾破壞的能力，也只有全面準確執行國安法，才能徹底清除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內部問題，製造混亂的漏洞。香港的經濟和民生才有可能穩定地發展。從反面的角度看，假如沒有國安法，或者香港特區不嚴格執行國安法，難道意圖打壓香港的外部勢力就會放棄打壓香港？這種想法恐怕是太過天真。世界百年變局已成定勢，香港也不可能再回到過去，只有強化維護國家安全，才能保全自我，更好地發展。
看清了世界整體局勢的變化，才能為香港找到解決經濟民生發展的藥方，香港需要做的不是放鬆執行國安法，而是要全面準確執行好國安法，香港也不是要放棄「一國兩制」，失去「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有特色，而是要堅持和發展「一國兩制」，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更廣泛地聯通世界。
其中一個要點，就是要改變過往將「世界」等同「西方」的狹窄思維，放眼更廣闊的世界各國，尤其是要聚焦「一帶一路」，把重點放在加強與正在崛起中的東盟、中東國家，加強香港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聯系，這樣才能真正地讓香港繼續「左右逢源」，不再被美西方反華勢力所利用。
文：文 武
資深傳媒人，曾任企業傳訊高層及在多間報館擔任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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