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在社會運行中發揮着巨大作用，而部分香港媒體長期以來甘願淪為不良政客操縱市民的棋子。它們通過發布不實報道來左右香港政治局勢，甚至膽大妄為地製造假新聞並利用社交媒體煽動民粹，以期達到混淆視聽、分化市民的目的。警方依法對相關媒體採取了執法行動，這是維護香港法治的合法、合理且必要之舉。事件為媒體界人士敲響了警鐘，凸出說明了媒體保持獨立性、專業性和公共性的重要意義，以及媒體界人士樹立良好職業道德的必要性。然而，這為香港媒體未來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能成為有關機構忽視言論和新聞自由的藉口。
香港實行新法新政，推動良政善治，面臨一個實際的挑戰，即如何在沒有活躍反對派的情況下確保對權力和資本的監督。一個良好的社會，需要把權力裝進籠子，為資本劃出紅線，而媒體監督是促成此環境形成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
自由和多元的媒體環境使公眾能夠自由地表達社會意見，維護自己的權利，有效監督政界和商界。獨立而專業的媒體能夠監測並報告政商界的活動，提供符合公眾利益的專業資訊和評論，防止權力和資本侵犯個體或社會總體利益。作為納稅人，市民有權利知道公帑的來源、數量和用途，有權利知道公職人員的工作績效，更有權利監督公職人員的職務行為；作為消費者，市民有權利維護競爭性市場的有效運作，有權利在市民社會中保衞不被資本侵蝕的公域，更有權利防止資本危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媒體的工作能夠將權力和資本在公共領域的活動透明化，確保市民的知情權，增強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提高政治運作的有效性，有助於打擊政界和商界的腐敗，促進社會良性發展。媒體擁有合法而充分的表達自由和獲取資訊的權利，無疑有助於納稅人和消費者實踐對政府和財團的有效監督。
政府的運作和資本的運行都需要市民的支援，相關資訊必須是可獲得的並能送達受其影響者。媒體可以充當中間人，一方面為讀者分析、解讀資訊並引起廣大公眾對它們的關注，另一方面提高市民的政治和經濟素養，成為社會發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自由的記者和獨立的媒體促進資訊流通的基本自由，而高品質資訊的流通可以成為權力、資本與市民社會交換資源、進行互動的潤滑劑。一個國際化、現代化的香港需要這樣的社會環境。
權力機構在輿論場可以扮演參與者的角色，而不是一廂情願地壓制民意。權力機構積極參與輿論形成，一方面能夠影響輿論發展的節奏，防止議題討論失控；另一方面能夠制約資本，在與資本博弈的過程中獲得支持性力量。輿論監督賦予市民和媒體監督政府和財團的權力，能夠有助於社會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香港是國際新聞和傳播中心，對資訊進行壓制和控制，效果只會適得其反，甚至還會有意無意地助長了負面輿論的蔓延。
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有責任發揮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優勢，通過香港講好中國故事。要達成這一目標，愛國愛港者需要主動維護和珍惜香港良好的輿論環境。國際輿論事件的發展通常都有一定的模式。故事創造者在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將某事件或議題曝光，動員推特、臉書、互聯網論壇或網誌等主要管道，對事件或議題進行傳播、討論、解讀和放大，引導國際媒體對其進行更廣泛的報導，使更多國際知名人士參與討論，最終形成一個有衝擊力的國際輿論事件。在整個過程中，愛國愛港者需要團結一系列相關人士和國際機構，包括全球民眾、網民、記者、媒體機構、互聯網平台、非盈利機構、專家學者、輿論領袖等行為者，引導他們參與促進中國國家利益的公共議題設定和輿論傳播。如果香港打壓甚至摧毀由媒體、記者、輿論領袖等組成的關鍵國際傳播網路，那麼愛國愛港者通過香港這一通道在國際輿論場講述中國故事的能力就會被嚴重削弱，這明顯不符合中央對香港的期待和戰略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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