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在野反對派的生存空間，雖已因為選制變革而被大幅壓縮，部分人亦因此而無法成為「關鍵少數」，但是要解決所謂的土地問題，緩和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仍有機會遇上現屆政府內部和部分建制派的阻力，好像較早之前，建制派謝偉俊曾在立法會建議修訂《保護海港條例》，但是建議卻遭到了政府拒絕，而議案亦因建制派兩大黨的反對而遭到否決。
這便衍生一個問題：為何已曾有中央領導表明，土地問題上必須解決，仍會有部分政府和建制中人敢從中作梗呢？其實地方的山頭主義，是歷朝歷代都要面對的問題，只是香港回歸後便一直奉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中央過去只會在涉及國家安全、政制發展這類議題上，才會行使其全面管治權，而這類事務未必跟地方或山頭利益出現衝突，問題才沒有正式浮面。
可是，所謂的土地問題，一方面牽涉到香港的長治久安，另一方面又牽涉到部分山頭的直接利益，這時中央的表態，頂多能為有心辦事的人無後顧之憂，或者讓奶酪被觸動的一方，不敢公然跳出來對着幹，但某些人若是要陽奉陰違，導致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走樣變形，便不能單靠中央的表態阻止。
另一方面，香港所謂建制派的誕生，主要是因為港英政府在1991年時，開始引入立法會直選議席。在親英商界和民主派紛紛派人角逐的情況下，愛國的傳統左派亦開始籌組政黨並派人角逐。為了拉攏中間選民的支持，愛國陣營所組成的政黨，便選擇放棄過去傳統左派的意識形態，從組織和政治主張上都模仿當時的民主派。
這一做法的結果，自然使到這些傳統左派建立的政黨，除了表面上相對愛國之外，在組織和意識形態上，跟其他資產階級政黨並無分别，而他們為了壯大自己，於是便不斷招攬不同成份和階層的人加入，因而令到他們在經濟和民生政策上的主張，比以前更不傾向基層，而是開始照顧小資甚至是大資本家的利益。
除此之外，所謂的建制派，還包括了當年為求平穩過渡而拉攏的親英商界代表，即是坊間俗稱的「九七變色龍」。這些人的投靠，究竟是因為利益，還是因為他們打從心底裏愛國，大家心知肚明。與此同時，他們既然是工商界代表，甚至自己本身也是商家，他們亦自然沒可能支持任何觸動工商界利益的政策。
當然，工商界在現行建制內的影響力，表面上已因選制的變革而降低，但是尚有一點是不能忽略的，那便是他們仍然可靠現時法規相對寬鬆的政治捐獻制度，或者所謂的政壇「旋轉門」，達致「資本滲透」的目的。其實這個問題，不用說得太透，大家都能心神領會，因為「吃人嘴短，拿人手軟」，不過是人之常情。
是故，香港選制雖在人大決定後有所改變，令到某些人明面上做不了「關鍵少數」，但是只要任由「資本滲透」暗地裏繼續存在的話，所謂建制派在土地問題上放軟手腳，或者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必然會是可以預料的事。至於政府在土地問題上的阻力，則涉及另一些複雜因素，但是若要詳加剖析，文章篇幅便會太長，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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