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戰越演越烈，加的數字也是越來越高，但就算加到一千加到一萬又如何呢？其實是毫無意義，美國政客們的私心嘴巴爽到頭來害到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關稅戰由開始到現在實質就是中美大戰，是美國處心積慮要搞垮中國玩的把戲。這不，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就說了，我們總統老特對和中國達成協議抱持開放態度，但球是在中國一方，因為是中國需要與美國達成協議，而不是美國需要與中國達成協議。那美國總統老特呢，心里其實是暗暗著急，中國啊中國，你怎麼還不主動給我打電話呢？你看那麼多國家都給我主動打電話了，給我個面子行不行？我發了球過去，現在球在你中國手上，快打過來，打過來。
說句實話，什麼「球在中國一方」、「美國對達成協議持開放態度」，這都是美國虛偽的外交辭令，這種將責任完全推給對方的敘事策略，表面上看似簡單的言辭交鋒，實則是國際關係中權力與話語權的激烈爭奪，背後隱藏的是中美地緣政治博弈。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每一次互動都不只是單純的外交行為，而是兩種文明範式、兩種發展道路、兩種國際秩序理念的碰撞與對話。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略博弈中，「誰在持球」的問題遠比表面看起來要複雜得多。
美國政壇長期存在一種「中國責任論」的敘事傳統，這種思維模式將中美關係中的任何僵局都歸咎於中國的不妥協。從貿易戰到技術封鎖，從南海問題到台海局勢，華盛頓的決策圈傾向於將雙邊關係惡化的責任完全推給北京。這種敘事不僅簡化了復雜國際互動的本質，更是一種典型的話語權爭奪—–通過定義問題的責任歸屬來佔據道德和戰略制高點。歷史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徳陷阱」理論被簡化為宿命論式的衝突必然性，而忽略了中美關係中存在的廣泛合作空間與共同利益。美國對華政策中的這種二元對立思維，實際上反映了其內心深處對失去全球主導地位的焦慮。
深入分析當前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不難發現所謂的「球在中國一方」論斷存在明顯漏洞。在貿易領域，是美國單方面發起關稅戰並持續加碼；在科技領域，是美國構築「小院高牆」對中國企業實施無理制裁；在地緣政治層面，是美國頻繁在南海、台海等敏感問題上挑戰中國核心利益。國際關係學者約瑟夫，奈曾指出：「當一個大國將另一個崛起大國的所有行為都視為威脅時，往往會陷入自我實現的預言。」美國對華政策的矛盾之處在於，一方面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另一方面又通過遏制手段限制中國的發展空間。這種「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邏輯，如何能期待建設性的回應？傷害了中國卻一笑而過，還想中國首先給主動發動關稅戰的美國打電話，簡直是發夢。
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行為邏輯呈現出鮮明的「反應性」特徵。縱觀近年來中美互動的關鍵節點，從貿易戰反制到香港國安法出台，從南海島礁建設到對美技術限制的回應，中國行動大多是對美國先行舉措的應對。這種模式並不意味着被動，而是體現了中國外交「後發制人」的戰略傳統。中國領導層多次強調「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表明了中國不願陷入零和博弈的基本立場。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曾評價：「中國人思考問題以世紀為單位，而西方政治家往往只看到下次選舉」。這種時間視野的差異，使得中國在處理對美關係時更注長遠布局而非一時得失。當美國聲稱「持開放態度」時，中國更關注的是美方實際行動是否與其言辭一致。
解開中美關係的「持球」迷思，需要回歸到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本准則。國際體係中的大國關係不應被簡化為一場籃球比賽，將責任像球一樣拋來拋去。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指出：「健康的競爭需要底線和規則，而非無限制的對抗。中美關係的出路在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框架：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反恐等全球性議題上深化合作；在經貿、科技領域建立基於規則的公平競爭環境；在敏感問題上建立危機機制防止誤判。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曾預言：「21世紀的成功將屬於那些能夠實現文明對話而非文明衝突的國家」。中美作為兩大文明的代表，其互動方式將決定這個預言的實現與否。
中美關係的未來不應被簡化為「誰持球」的兒童遊戲。在人類面臨氣候變化、疫情蔓延、核擴散等共同挑戰的今天，大國合作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美國需要超越「中國責任論」的簡單敘事，中國也需要以建設性姿態參與全球治理。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概念啓示我們，人類文明的突破性進展往往產生於不同思想的對話與融合。中美關係的理想狀態不是一方持續進攻，另一方被動防守，而是共同創造新的遊戲規則—-在這個規則下，競爭與合作並存，分歧與共識共舞，最終實現兩個偉大文明的和諧共生。當未來歷史學家回望這一時期時，或許會評價：正是那些超越「持球思維」的智慧，避免了一場本可避免的文明悲劇。
文：吳建東
香港城市智庫評論員、香港就是敢言執委、香港江西萍鄉同鄉會副會長、和衷共濟愛港聯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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