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公共行政》一書中（註1），伊恩· 史葛指出，90年代於香港公務員制度佔據首要職能的「政務主任」在政治與治理香港過程中發揮極大的權威性影響力。如同鑽石一般，他（她）們居於社會頂層，顆顆亮晶晶。但是，「政務主任」沒有具備鑽石般的恒久遠，就在近幾年間，他（她）們的社會治理地位發生逆轉。一些主要「政務主任」官員表現不盡人意，大眾開始質疑其領導能力。更糟糕的是，由於一些「政務主任」明顯呈現對英式治理價值觀的依戀，北京也好像開始產生質疑：「難道有人身在漢營，心在曹？」
處理危機最能考驗領導才幹。源於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與隨之而來的「2019年黑衣暴動」，香港進入爭論不休的緊急狀態，特首林鄭月娥、多數主要官員與相關部門「政務主任」高級行政人員首當其衝，被質疑缺乏領導能力，在解除社會危機時刻一無是處。2020年6月《港區國安法》頒布之後，大家才在驚恐失色中認知，原來咱們特區在維護本國國家安全法律制度上存在如此巨大的漏洞。誠然，在「2019年黑衣暴動」之前特區政府幹得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瀆職、成功拖延《基本法》第23條立法。
不容置疑，特區政府在面臨「第五波冠狀病毒」來襲時，束手無策、未能採取有效措施抗疫。筆者略略提幾點：醫院日常運作混亂不堪、感染率與死亡率屢創新高、加強版強封與限制社交距離措施嚴重影響日常商業運作，等等。這一切赤裸裸地揭示特區政府在抗疫期間，上至領導階層、各部門協調、下至執行人員，處處混亂不堪亂成一鍋粥。公眾對相關政策部門的「政務主任」大失所望，信心跌入谷底。
儘管過去幾年一些「政務主任」的政績與公眾期望呈現明顯落差，咱們特首超哥的新治港團隊不乏「政務主任」身影， 可見此時此刻「政務主任」還是治理特區的頂梁之柱。值得注意，在組織新「愛國者」治港團隊時，大家都團結一心負起一個共同使命：善政、維護國家安全，主權與祖國發展長遠利益。再來，新「愛國者」治港團隊都具備強烈的責任感、擁有專業知識與全球視野，這治港核心領導主隊所具備的特質是否能感染到其他大多數的下級「政務主任」 公務員，大家拭目以待。
根據陳啟祥研究團隊的一項研究（註2），「政務主任」缺乏的往往是前瞻性心態，他們每天都為處理危機與緊急情況而疲於奔命。與特首超哥的新治港團隊相比，某些「政務主任」 可能會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忽略新管理團隊的共同目標重要性。由於維持一個可持續的價值系統難度相當大，一些「政務主任」很有可能會只做表面功夫，月支高薪、生活安逸與地位崇高才更上心。
大家注意，1868年「江戶幕府」倒台後，「明治維新」的領導團隊將日本發展為一個強大而富裕的國家。他們的共同使命是：工業革命、立憲、建立議會與對外擴張。這些目標是當時所有政治家、官員甚至全民的共同信念。雖然當時「明治維新」派、「鹿兒島藩」與「長州藩」之間還處於政治鬥爭期，但他們只為如何達至日本人共同的使命而爭鬥。顯而易見，日本人應該為成功實現「工業革命、立憲、建立議會」這三個目標而感到自豪。但是，必須嚴肅重申立場，大家依然譴責她的帝國主義野心與對外擴張政策。
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對特區新「愛國者」治港團隊有啟發作用。如不能為特區大多數公務員和政治從業人員尋找出一條團結道路、共同為建設香港的共同目標奮鬥，只憑一個管理團隊之力是不足以確保改革的成功。「政務主任」們須做好榜樣，擁護主要官員、為共同目標努力。此外，大家應注意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早前提出，必須在特區公務員群體中培養愛國主義精神。
雖然顧汝德（Leo Goodstadt）在《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一書中認為（註3），「主要官員問責制」可能無法締造善治香港。筆者認為，他的論點缺乏引證，流於空談。雖然說，某些高級「政務主任」可能與政治任命官員在初期合作中會面臨一點困難。但是，特首超哥參選前已明確表示，他的團隊會上下一心，希望特區新特首能強化新「愛國者」治港團隊與高級「政務主任」們之間的溝通，願超哥能團結整個公務員隊伍，促進公務員制度的和諧施政關係。
筆者欲提出四項建議，以提高「政務主任」 故有優勢、加強他（她）們與公眾的聯繫。首先，鑒於「政務主任」的晉升主要引用「論資排輩制」，建議在現存制度加入「政績評分晉升制」，鼓勵年輕「政務主任」更加努力工作，事業就會更上一層樓。其次，建議引入「政績薪酬制」，多勞多得，為優秀公務員提供經濟激勵。再來，為那些擁有專業特長的「政務主任」提供更多的專業領域實戰機會，鞏固技能成為專家而有機會晉升為「主要官員問責制」成員。最後，鼓勵「政務主任」 定期「下鄉」，設身處地地了解草根階層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並加強與大眾市民之間的互動。
註 1：Ian Scott;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Singapore）Private Limited 2003; at p 73
註 2 ：Erik Chan Kai-cheung（陳啟祥）, Ivan Chu Siu-lun（朱兆麟） & Felix Choi Pak-hei（蔡柏熙）; “The Transition of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Officer Grade and its Mismatch with the Public Expect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2013 at p. 45-50
註 3 ：Leo Goodstadt；“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 HKU Press 2018 at p. 16
（閱讀英文版）
【Newspaper Article】Junius Ho & Kacee Ting：Administrative officers should get incentives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HK China Daily; 1 August 2022)
https://www.chinadailyhk.com/article/283419#Administrative-officers-should-get-incentives-to-achieve-good-governance
文：何君堯
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創辦人
文：丁煌
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凝聚民心》聯合發起人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顧問委員會成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