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內地北京公布了一些冠病病例流行病學調查（簡稱「流調」），因「流調」誤打誤撞被大家所議論的岳先生事件引發網友的一番熱議。流調中他被稱為「最辛苦的中國人」，但類似岳先生的「最辛苦的中國人」在現實中屢見不鮮，雖各自原因不一，但岳先生這樣的「辛苦」情況卻是當下社會一些基層人士的縮影。
因新冠被確診的岳先生每天工作到凌晨，有時一天要到四五處地方，從事裝修材料搬運工作。流調報告顯示，從本月1日至18日，他的工作足跡遍布北京朝陽區、東城區、順義區等地，輾轉20多個不同地點打零工，扛沙袋、扛水泥、搬建築垃圾……其中大多在夜間工作，有時甚至到凌晨5點。而岳先生到北京打工，就是為了尋找他2019年失蹤的兒子岳躍仝的線索。
辛苦謀生的人，遠不止在北京「打工尋子」的岳先生。前年12月，北京市順義區報告的一名確診者，白天在貿易公司工作，下班後又到快遞公司兼職開叉車，還要陪生病的妻子覆診；去年11月江蘇省徐州市的一名確診者，連續三天從早到晚在遊樂場調試設備，幾乎每頓都吃一樣的速食；今年1月4日，杭州市公布了兩名病例的流調軌跡，這對貨車司機夫婦接連幾天都在車上過夜，吃飯也只是簡單的燒餅和麵條。這些流調報告中，每個人都是在為生計拼命奔波。
幸運的是岳先生因流調被曝光後，對於其反映的兒子走失一事，山東省公安廳20日回應稱，高度關注此事，正督促威海市局加快核查。在被曝光之前他曾到派出所報警，但當地警方相互推諉，過了三個月才立案。他只好離開家鄉，邊打零工，邊四處尋找，才有了後面的「最辛苦中國人」。
社會制度需要照顧低下階層
通過岳先生一事，我想也是給大家至少兩個啟示，第一社會制度需要的完善性，如果岳先生的事件沒有曝光，那背後事實的調查幾時才能落實？而岳先生這樣的尋子出來打工的情況其實並不在少數，每年有多少「尋人啟事」在大街的公交告示牌上，雖說現在大數據對於人的定位追蹤比較方便，但實際最後能失而復得的並不太多。
第二，疫情流調的目的並不是揭示社會真相，但它的確成為了一扇可以真實、直觀地看到社會人間百態的窗口。流調報告裏折射的人間辛酸一直都在，甚至其他那些沒有流調而沒有曝光的低下階層人士更不在少數，而這些問題在長遠上可能比抗疫更迫切。
所以在疫情之外，我們更應該多關注低下階層的制度保障，正如《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之前發微博評論說，流調記錄了每一位感染者最真實的生活軌跡，讓人們看到了世間人生的百態，所以總能引起公眾的巨大興趣。輿論場不時有戳中人們淚點的底層困境曝光出來，這說明共同富裕、推進社會公平仍任重道遠。
文：文瑜
學研社成員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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