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變種的「躺平主義」　文：寒柏

回顧兩年多以來，原來不只「新冠肺炎」病毒在不斷變種，西方各國政府在抗疫上一直主張的「躺平主義」，亦隨時間不斷有所變化。「躺平主義」的變種比病毒本身更簡單，只新瓶舊酒，換湯不換藥，僅不斷更換名稱而已。

1.「自然全民免疫」措施

所謂「自然全民免疫」的措施，就是什麼也不做，任由病毒擴散，讓所有人都感染。倖存者確診後理應有抗體，如此一來，便達至「自然全民免疫」的情況。

這「自然全民免疫」的做法當然遭人詬病。因為「新冠肺炎」在爆發之初，死亡率達1%至2%，遠比一般「流感」高，傳染力又非常強，如果放任病毒不理，死亡人數可以十分驚人。在2020年爆疫之初，歐美各國都忽略疫情，有政客還以為這只是「黃種人」的疾病，西方國民也掉以輕心。等到歐美各國都爆發疫情後，即紛紛出現醫療資源擠兌，有歐洲國家的死亡率還高達6%以上。所謂的「自然全民免疫」只會迎來大量死亡個案，自然遭很多人反對。

更重要的是，研究發現原來確診倖存者的抗體水平，亦只能維持兩至三個月。倖存者可以再度受感染，根本做不到「免疫」的效果，更遑論「自然全民免疫」了。

到底誰提出這完全脫離科學常識的建議呢？大家記得是英國首相。但原來在更早前，香港抗疫專家袁國勇亦有相類似的講法。英國首相及香港專家是什麼意思呢？即什麼措施也不做，然後為自己什麼也不做的事實找一個動聽及看似很有策略眼光的說法，這就是「自然全民免疫」的底蘊。

2.「與病毒共存」

既然根本沒有「自然全民免疫」這回事，西方政客及科學家還有什麼好說呢？絕大部份西方國家都只重視短期經濟利益，不願實行最合符科學原則的政策，一直不願「隔離檢疫」、「大規模檢測」及「密封式關口檢疫」，一心只寄望疫苗成功，還多次批評中國的防疫措施不對。

豈料，一來，並非所有國民皆願意接種疫苗。二來，專家起初估算70%接種率可達「免疫屏障」的期望落空。後來調高至95%，之後又說要接種三針，甚至乎是四針。再加上病毒在不斷變種，最終根本無法達至「免疫屏障」的效果。各國只好繼續在鼓勵國民接種疫苗之餘，低調地實行某些隔離措施，即變相承認中國的抗疫大方向才是正確。

但西方只重視短期經濟利益的大前提下，凡事皆以資產階級及商家的喜好為優先考慮，防疫措施漏洞百出，一直無法做到「動態清零」。在資本家主導的地方裡，「躺平主義」便再次抬頭；「自然全民免疫」的講法不科學，便乾脆把「躺平」二字修飾一下，稱之為「與病毒共存」。

「與病毒共存」又是否講得通呢？西方國家一廂情願的相信變種病毒一定會越變越弱，再加上很多國民已接種疫苗，便開始推擴「與病毒共存」的理念了。結果怎樣呢？原來Omicorn的變種病毒死亡率不見得大幅降低但傳染率卻大升，最終使各國死亡個案急增。單是美國，兩年來便有高達90萬人死亡。

值得一提的是，Omicorn的死亡率似乎下降，但其實亦可能與有很多人已完成疫苗接種有關。籠統來說，我們至今仍不能肯定Omicorn的死亡率是否比元祖病毒低很多。此外，死亡率高低是一回事，但確診的人數急增，死亡人數大幅增加，對社會的殺傷力更大，這已證明「與病毒共存」的說法，根本就是「躺平主義」的變種，從前講不通，現在也說不過去。

3.「達爾文式抗疫」

「與病毒共存」的說法，換來英美兩國過百萬國民的無辜犧牲，但國際資本以短期利益行先，對任何一個國家皆沒有責任，人命亦只是一堆數字。因此，明明「與病毒共存」的方法已使歐美各國傷亡慘重，但這「躺平主義」始終要繼續，便只得再次改頭換面，稱之為「達爾文式抗疫」。

「達爾文式抗疫」就是「物擇天食，適者生存」的意思。我們如何為「與病毒共存」自圓其說呢？怎樣為死了那過百萬國民找一個說法？負責文宣人便連「進化論」也抬了出來。既然死了過百萬人，就只能說他們是「死有餘辜」了。很多人都會相信美國這90萬人皆是低下階層，也有很多老人家，普遍對社會的貢獻不會太大，還可以把過剩的人口減掉，政府亦可以減少負擔。有錢人保住性命，經濟亦會繼續運行下去。

我們先不論「達爾文進化論」其實一直在科學界都被受爭議，就算以這種「進化論」的說法推斷，亦無法得出我們應該「躺平」的結論。

大家試想想，病毒會懂得分誰是「偉人」，誰是「廢人」嗎？病毒只殺對社會沒有貢獻的人？病毒只會消滅沒有「勞動力」的人？死者之中只有老人家？其實美國死掉那90萬人涉及各階層的國民，基層和中產皆有。就算老人家較多，但壯年人、少年人及小童也不會少。有誰可以肯定他們沒有貢獻？

無辜死去的壯年人可以是消費能力很強的中產，小童和青少年甚至乎有機會是未來的Bill Gates、Steve Job或Elon Musk，誰敢說這班「未來主人翁」寥勝於無？在討論疫情時，很多國家把60歲以上便當成是老人家了，誰說60歲上下的人沒有生產力？沒有消費能力？誰敢說他們沒有經濟貢獻？

當然，「階級屏障」或許可在一定程度上抵禦病毒。以香港的地產財閥為例，他們的生活圈子與一般中產及小市民不同，某程度上已與社區有一定的隔離。此外，有錢人與小市民始終不一樣，萬一他們確診，私家醫院都會很樂意為他們服務。在香港只有公立醫院爆滿；私家醫院尚有不少空間，它們並不會接收確診病人，中產亦免問，除非你是城中巨富。

原來，財閥的生存機率都比一般小市民高，這才是「達爾文式抗疫」的意思。資產階級之中最頂尖的財閥，自然要全世界的人都服從於資本，隨時為資本主義犧牲。誰叫你沒有一個富爸爸呢？

但值得大家想清楚的是，以整體長遠經濟利益立場來說，到底有錢人性命的價值高，還是普通小市民的價值更高呢？以香港為例，假設四大地產家族中各有10個主要成員，每一個家庭就算死2至3個人，或許會牽起家族爭產大戰，並成為城中熱話，但幾個商業王國最頂層的更替，根本對香港整體經濟不會構成任何影響。但如果各行各業的市民都是每10人死2至3人，肯定會鬧出人才荒，很大機會對整個生產鏈及各行各業的運作構成嚴重打擊。

還有，「達爾文式抗疫」還忽略了一個致命的問題。以美國為例，除了有90萬人死去之外，全國有7,000萬以上的確診倖存者，都患上不同程度的後遺症。據研究指，每100名倖存者中，就會有25人患上「腦霧」，有5至6人會陽萎，尚有各種不同形式的後遺症。倖存者都不是老人家了，但他們痊愈後尚不能真正完全康復，又豈會對社會的整體生產力沒有影響？這班「死不去」的人還會成為美國的負擔，這豈非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