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早前人大透過釋法，指出了法院在審理黎智英聘請外地大狀一案前，未有按《港區國安法》第47條規定，取得特首發出的證明書，為香港國安委在判決後根據《港區國安法》第14條作出決定，要求入境事務處拒發簽證乃至拒絕入境，建立了《國安法》層面的法理基礎。另一方面，人大法工委負責人在釋法後回答記者的提問中，亦提及了釋法的追溯及力和凌駕性，並指出了政府今後修訂本地《法律執業者條例》的法理依據。
然而，法工委提及釋法追溯力及凌駕性的言論，似乎存在斟酌之處。首先，法工委指今次人大釋法的法律效力可追溯至《港區國安法》施行之日，其法理依據是建基在內地《立法法》第50條，但第50條只是述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法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從字面意思上而言，又怎樣得出「法律解釋的生效日期，可追溯至被釋法律施行之日」這層意思？
有人或者會說，條文中的「同等效力」是指法律效力 （legal effect），當中便包含了「時間效力」，即是兩者有着一樣的生效日期，但這一說法即使成立，又牽涉到《立法法》適用範圍的問題。根據《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法工委所提到的內地《立法法》第50條，並沒列於《基本法》附件三之內，它能作為《國安法》釋法具追溯力的法理依據乎？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雖說熟悉內地政治架構的人，都知法工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工作機構，今次釋法文件的形成，實際上很有可能出自他們之手，但在職能上法工委只是對立法者負責的專門人員，本身不具有立法權。換言之，法工委負責人在回答記者的提問中，以內地《立法法》第50條作為釋法具追溯力的法理基礎，此一說法本身其實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法工委指釋法凌駕於香港的本地法律，亦是同樣道理。由於內地《立法法》並沒引入香港，釋法的法律位階是否高於本地法例，便只能根據《港區國安法》的相關規定，但涉及釋法的《港區國安法》第65條，並沒提及人大釋法跟《國安法》條文具有同等效力，亦沒有像《基本法》第158條第三款一樣，述明人大釋法後，香港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準。如此一來，《港區國安法》第62條真是可以作為釋法文件優於本地法例的法理依據乎？
當然，由於今次人大釋法已經指出，法院在判決前若未遵照《香港國安法》第47條規定，取得特首發出的證明書，香港國安委便可引用《港區國安法》第14條，作出相關的判斷和決定，加上國安委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這便意味着香港法院即使在釋法前，已批准黎智英聘請外地大狀為其辯護，對方實際上已經無法來港。在此情況之下，今次人大釋法究竟是否具追溯力，實質意義其實不大。
可是法工委既然提及釋法具追溯力和凌駕性，自然有審視其說法是否站得住腳之必要，而事實是內地《立法法》並沒列入附件三，加上法工委本身沒立法權的情況下，《立法法》第50條似乎不能作為今次釋法具追溯力和凌駕性的法理基礎。是故，要解決《國安法》解釋的追溯力問題，便應以其他方式解決，但這屬另一個值得詳談的課題，為了方便各位讀者閱讀，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