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出爐後，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於電台節目解釋教育相關政策，期間被節目主持追問應否規定高官子女要在港讀書及升學。蔡若蓮博士回應指子女學業不應與父母綑綁，表示自己兩名兒子在港完成幼兒到中小學的教育，不覺得香港教育特別「輸蝕」。
一直有不少人詬病「高官」子女到海外升學，認為他們不支持香港教育制度，缺乏信心，覺得海外升學是更佳選擇。筆者沒有高官子女海外升學的統計數字，但一些家長確實總有「去外國讀更好」的印象。覺得香港教育制度「輸蝕」，「外國的教育制度比較優秀」，往往只是一種「倖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
倖存者偏差
二次大戰期間，美軍為了找出應該加固戰鬥機哪些部份，減少折損，開始統計戰鬥後返回的戰鬥機「被擊中位置」。數據顯示機翼和機尾被擊中次數最多，因此軍方提出要增加這些位置的防禦力。統計學家沃德亞伯拉罕（Wald Ábrahám）則指出那些成功返航的戰鬥機甚少被擊中的地方才是致命處，因爲那些部份受損的飛機已經被擊落，無法被統計。
軍方最終按照沃德建議，加強「倖存戰鬥機」「甚少被擊中」之處的防禦，戰鬥機的損失果然大大減少。這個「倖存者偏差」的經典例子，反映忽略失敗或難以統計的數據，偏重「倖存」數字和資訊，所得結論隨時與真相南轅北轍。
外國的月亮特別圓？
盲目貶低本地教育制度或學府，覺得「外國學校」或教育制度比較好也是「倖存者偏差」使然。來自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資源比較豐富，畢業後投身社會有較大優勢。有能力到海外升學者，不少都家境殷實，留學回流後得家人提攜和指點，職涯比較順遂，不足為奇。這些留學歸來的學生發展得好，自然而然令人更推崇「出國留學」，但其實這些畢業生的成就並不見得能反映他邦的教育制度有多優秀。
另一方面，大眾傳媒傾向報道外國名校學生的成就，因爲這些「天之驕子」的故事引人入勝；乏善可陳的案例毫無特色，自然不會曝光。久而久之，一些本地家長對外國學校推崇備至，總認為「外國的月亮特別圓」。千千萬萬入讀外國普通學校，畢業後在當地如常發展者，又有多少人關注？至於在外國大學畢業，回國後發展一如本地大學畢業生的人，又如何「證明」外國大學更勝一籌？
適合學生的學校就是好學校
市民大眾接觸香港教育制度的資訊（數據）實在比接觸海外的容易，也肯定更「深入」。試問香港家長又怎能每天和另一個時區的家長交流「育兒心得」乃至評價學校的教學模式？偏看「倖存」的數據，分析容易被「倖存者偏差」所誤。
其實單單用就業數據或職業發展評斷一間學校乃至一個教育制度的好壞，都嫌偏頗，也不要再用「外國」和「本地」區分制度的「好」與「壞」。每個學生的家庭背景與學習需求都全然不同，以學生特質為本，選擇「適合」的學校才是明智之舉。
文：鄧家豪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秘書長、香港校外教育及培訓專業協會（HKAEEP）創會會長；慈善機構童理心（Kidpathy）創辦人暨主席；陽光兒童基金會主席；教育倡行（Edution Network）董事；御學軒教育集團創辦人及主席；香港教育大學在讀教育博士（EdD）。鄧家豪創辦及投資多間教育企業，以實踐其數據為本的教學理念及推動教育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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