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領導班子上場後已有一個月，在防疫措施上有什麼調整呢？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在上場之初曾提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要有追蹤功能，其後則聚焦在「黃紅綠」碼的識別。盧寵茂更提出，在疫情仍然嚴峻的情況下不宜放寬防疫措施，而且更需要強調「精準防疫」。
此外，行政會議成員高永文在香港爆發第5波時曾經提出香港應該要盡快進行「強制全民檢測」，但早前亦撰文指香港經歷了兩年多的疫情，社會已不宜再收緊防疫措施，為了應對疫情，更應該執行「精準防疫」。
在盧寵茂及高永文先後提出「精準防疫」之際，據報，有消息人士指香港正打算「先通外關」，即先行與外國「通關」。近日，全國人大常委委員亦發言，認為縮短海外訪港人士在酒店隔離的日數，有助香港經濟復甦。
綜合來說，港府正逐步打算「先通外關」，即先與外國「通關」，然後下一步再打算如何與內地「通關」。這種做法又是否行得通呢？
- 香港管治階層正受外商的巨大壓力。此外，香港商界及管治階層因循舊習，在慣性上多服從歐美政經界。在過去幾十年來，香港商界更認為自己的「從洋」，是「走在時代尖端」和「吃頭啖湯」。反而內地比較「落後」，但最終不得不跟隨歐美各國的步伐。因此，恆隆集團主席在本年度初亦曾說過：「始終要打開門做生意，不可能長期封閉」。
- 因此，香港管治階層及商界對內地的「防疫」及「關口檢疫」普遍存有嚴重的誤解。內地的嚴謹防疫措施並非「長期封閉」，而是以一小部份人的封區來達至大多數的人之自由，並確保整體生產環節順暢運作。控疫成功，亦可讓各地的消費市場如常持續開放。現時，世界局勢動蘯不安，內地縱有所影響，但經濟發展尚算平穩。值得留意的是，近日內地經濟放緩並不是因為「防疫措施」太嚴緊，而是因為世界各國抗疫失敗及俄烏戰爭所致。就算內地突然放寬「關口檢疫」，亦不可能刺激內地經濟之增長率。
- 香港管治階層及商界拒絕認清事實，才會在無法倒迫內地「通關」的情況下，反過來想「先通外關」。有趣的是，香港號稱國際城市，真正留在香港的歐美人，才不過5萬多人。難道我們真的要為了這區區幾萬名歐美人，就應該「先通外關」？
- 有人認為，香港如不「先通外關」，就會被新加坡等早已「與病毒共存」的國家比下去。歸根結底，香港如此「內外不通」的原因，並非因為防疫措施太嚴，反而是港府「凡事做一半」，做得不夠嚴謹才會遭殃。但如果香港只顧與新加坡比較，「先通外關」只能與它看齊而已。無論外商從新加坡或從香港出發，如要到內地做生意，依然要在內地接受隔離。請問香港還有什麼優勢呢？
- 一直以來，香港的最大優勢，就是與內地接軌，外商以香港作為「踏腳石」往返內地。外資來到香港就是為了多做內地的生意。就算某些外國商家在香港經營，亦只是為了做內地旅客的生意而已。此外，兩地居民的往來十分緊密，本港日常物資及生活所需亦全靠內地支持。很多港人希望盡快與內地「通關」，反而並不急於「先通外關」。
以香港現在的經濟結構來說，與內地「通關」才能使香港經濟復甦，「通外關」對本港實質經濟好處根本不大。但為何經歷了兩年多的抗疫失敗，香港管治階層及商界依然這般頑固及本末倒置呢？
除了是慣性「從洋」及先入為主地以為內地政府始終要跟從外國之步伐外，還有一個十分有趣的原因：
儘管香港在商業及經濟的考慮上應該先與內地「通關」，但純以香港商界、管治階層及中產的個人立場來說，他們在疫情前出國旅遊，不是到日韓星馬泰，就是到美國、加拿大、英國、歐洲及澳洲等等。他們的子女，亦多出國讀書。此外，就算香港商界依賴內地市場，但他們從內地賺錢後，亦有很多人到歐美作個人投資。以一般中產來說，就算較少出國旅行的，也希望可以「先通外關」，讓更多菲傭及印傭可來港工作。
如香港「先通外關」將會面對什麼問題？除非內地在防疫及治療上有什麼新進展而可以放寬防疫措施，否則香港打算「先通外關」並撤銷所有「關口檢疫」，就算再加推「黃、紅、綠」碼，亦等同走上「與病毒共存」的不歸路。換句話來說，香港即主動放棄了與內地「通關」，以後只能等全球疫情消退或真正受控，才會再有轉機。
簡單來說，香港人的現況就是工作及賺錢要靠內地，但吃喝玩樂卻想到外國。香港商界卻提出「先通外關」，基本上就是一班「紈絝子弟」的行為。
敢問一眾「紈絝子弟」，上海實施的「精準防疫」早已宣告失敗，為何香港仍要嘗試？另外，大家要先搞清楚：港府有權決定「先通外關」嗎？
文：寒柏
學研社成員，從事金融業，亦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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