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新年剛過不應得罪人，但是大家若一直有留意黎智英欲聘英國御狀Tim Owen一事，便會發現由法院批准對方的聘請申請開始，到後來政府決定向中央提請人大釋法，到特首遞交報告後，全國人大常委會並沒在議程中提及釋法，到人大釋法之後，港府宣佈將修訂本地的《法律執業者條例》，都有一些力保洋大狀能參與國安案件的聲音。這些聲音主要來自本地法律界，但有趣的地方在於，當中竟有一些人來自所謂的建制陣營。
例如早在終審庭駁回政府的上訴申請，促使特首建議中央提請人大釋法時，曾任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便撰文，便質疑釋法不知要釋哪一條，又指《港區國安法》由於沒有條文禁止外地律師參與案件，所以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5條，香港法院應當按照本地法例處理國安案件的刑事檢控程序，包括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條，由法院審批某名非本地律師來港參與案件。梁愛詩之言有何問題，過去已曾撰文反駁，在此不贅。
到了政府正式建議中央提請人釋法後，傳媒便稱法律界流傳一篇由終審法院前法官烈顯倫撰寫的文章，指本港法院可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條，自行裁定是否接納外聘大狀，又指人大釋法一旦推翻終院裁決，將會把本港司法獨立「撕成碎片」、高度自治遭受破壞。文章同時質疑黎智英被長期羈押，律政司有義務確保審訊及時處理，但案件再度押後至明年9月審訊，是否存在政治干擾。
烈顯倫此一說法，固然存在問題。一是他提及的《基本法》第94條，只是授權港府可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辦法，作出有關當地和外來的律師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工作和執業的規定，但《港區國安法》第62條規定，國安法的法律位階凌駕於本地法例，而根據《港區國安法》第65條，國安法解釋權只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可見釋法本來便屬中央事權，不存在蠶食香港高度自治的問題。至於案件押後到9月底，本來便是由辯方提出，因為當時辯方預料，人大未必釋法，押後審訊時遷就Tim Owen的檔期。
及後，當全國人大常委會於上月中公佈的議程中，並未提及釋法之時，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便表示，事件最好由香港自行解決，之後部分建制媒體便有評論文章附和，法律界出身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亦在媒體撰文，稱人大毋須就外地律師參與國安案件的問題釋法，港府可透過修訂本地《法律執業者條例》，或由國安委作出決定，要求入境事務處拒絕向Tim Owen發出工作簽證，甚至是禁止對方入境。
某程度而言，這些建議雖然並未成功令人大停止釋法，但是從今次釋法的內容上看，則似乎吸納了那些建議，包括沒有直接言明外地大狀參與國安案件，把此一問題交由特首發出的證明書，又或者是在判決作出後，由國安委作出決定。特首在釋法後亦隨即宣佈，將就非本地執業律師能否參與國安案件的問題，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只是一去到修例階段，便又再出現爭議。
例如身兼資深大律師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便反對修例「一刀切」禁止非本地執業律師參與國安案件，稱難以想像律師在庭上為答辯人辯護會危害國家安全，又指現時海外律師來港為被告辯護，都要先得到律政司丶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同意，人大釋法之後，個別律師有前科或根據情報顯示該律師會作出危害國安的行為，可按釋法要求，向國安委或特首取得同意書或證明書便可。
湯家驊的說法是否合理，由於不是本文主旨，只好遲點撰文再述，但是上述例子在在說明，即使是所謂建制派的法律界人士，對人大釋法都是存在抗拒或抵觸的情緒，並且一直意圖用盡各種辦法，使釋法及後來港府建議的修例，變得只是針對黎智英一人，從而力保其他外地律師，能在未來參與國安案件，箇中現象及其成因，實在有必要深入剖析，並且值得有關方面重視。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