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完善地區治理之後的首屆區議會選舉，終於在上周日正式舉行，地區直選的整體投票率為27.54%，逾119萬人投票。事後一如外界所料，部份媒體隨即拿今屆區選的投票率，跟過去的區選和立法會選舉比較，乘機以此大做文章。以法新社為例，便借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之口，宣稱今屆投票率下跌的原因，不是源於「港人」政治冷感，而是反映「港人」不接受區議會改制，要跟新選制「斷絕關係」云云。
如此言論，竟出自所謂的大學政治學學者之口，實在令人失笑。首先，不論今屆還是過去的區選，抑或是其他國家及地區的選舉，都永遠會有人不投票，而不投票的原因可以很多，政治冷感固然不是唯一原因，但也肯定成因之一，根本不容否定。事實上，即使是反對派一直「引以為傲」的2019年區選，依舊有接近120萬人沒去投票，而且投票率是以已登記選民為基數，即是加上連登記也不情願的市民，沒投票的港人亦達到二百多萬。
其次，選民所屬階級，以及其對市政服務的依賴程度，亦會影響對方的投票意慾。以從草根階層為例，即使選舉於周日舉行，部分人也未必獲得休假，加上草根階層的工作性質，往往涉及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下班後往往未必有時間和精力關注政治，對於區選議題不要說關心，可能連誰人在當區參選亦未必知道，自然會因此而缺乏投票的動力和興趣。
然而，假如該名草根曾在生活上遇到困難，因而需要找上所住社區的區議員幫忙，或在日常生活上有跟區議員接觸和互動，他們對於區選的投票意慾又會較高。相比之下，高收入家庭在財政上較為寬裕，需要尋找區議員的機會較低，投票意慾自然相對較低。是故，撇除2019年區選的特殊情況，大家將會發現區選在豪宅區的投票率，往往比公屋為主的社區低。
當然，今次區選投票率下跌的其中一個最重要因素，便是區議會成功去政治化，即：不再擁有立法會、選委會的部分間選權，以及特首的提名權和投票權，使其回到《基本法》第97條所訂明的「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之定位。某程度而言，反對派甚至亂港勢力在過去熱衷於參與區選，正是源於區議會在回歸後，被授予憲制規定以外的政治權力，因而被對方利用，意圖以此癱瘓政府職能，甚至是篡奪特區的實質管治權。
可以說，這是2019年區選投票率不正常地被推高的真正成因。事實上，反對派自2017年特首選舉後，便發現區議員可以全票方式產生117名選委，於是在翌年便開始籌備所謂的「風雲計劃」。及至政府於2019年修訂《逃犯條例》時，便以陰謀論的方式，散播失實的修例訊息，並串同境外反華勢力，故意激起部分民眾的反政府情緒，為同年年底舉行的區議會選舉鋪路。
在社會因修例風波而爆發間歇性暴亂，並因而出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當年的區選被包裝為所謂的「藍黃對決」，媒體亦在流量為王的輿論環境下，不斷炒作區選的相關訊息，連平日對政治沒甚興趣的市民，都變得關注區選，投票率自然因此而被推高。如今，政府已完善了地區治理，區議會回到非政權性區域組織的定位，媒體炒作區選議題的興趣下降，投票率亦自然在市民關注度降低之下回落。
換言之，在區議會成功去政治化之後，其重要性由於比立法會低，投票率較低才是符合常理，我們更加不要說，今次區選改用的電子投票系統，在晚上七時半左右發生故障，最終要改回實投票，造成部分票站排起人龍。先不論故障真正成因是否涉及人為破壞，故障發生一刻，是不少人晚飯過後，前往投票的高峰期，雖說投票時間因故障而延長，但是會否有人因故障造成的排隊而放棄投票，放棄人數又多少，也是無法估量的事。
由是觀之，無論今次區選是否發生投票系統故障，市民不投票的原因可以很多，特別是在區議會在去政治化後，選情在輿論減少關注下轉冷，更是不可忽視之因素。陳家洛在沒有任何民調或其他可量化數據的支持下，宣稱今次區選投票率下跌，反映「港人」不認同區議會改制，根本是把一己之見，強加到全體港人頭上，毫無代表性可言。更讓人懊惱的是，講出水平如此低劣之人，竟能在香港的大專院校獲享教職，未來又會有多少下一代受其荼毒？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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