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訴以色列其違法“滅種罪公約”告上國際法庭，作為金磚國家且有影響力的新興第三世界大國，同時又是種族滅絕政策的受害者，與巴勒斯坦有過相似的遭遇，可以說是難兄難弟，屬於是國際社會中有體量、有社會責任感同時被國際社會認同的發聲的國家，一定程度代表國際要求加沙停戰的聲音。
喊停三月，從聯大到安理會再到刑事法院一路上訴以色列，再到以“種族滅絕罪”，提交長達84頁訴狀紙告到國際法院，不出意外有備而來，呼籲停戰的探索，撬動美國霸權，加沙人民已久等矣。
“滅種罪公約”全稱《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是在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後的背景下制訂的，種族滅絕（genocide）這詞還是猶太人自己在20世紀中而造的新詞。諷刺的是70年後原告變被告，德國卻第一個坐不住為以色列“喊冤”。種族滅絕、反猶、納粹這三個詞，本身就是西方禁詞以色列全都沾邊，而國際法院其政治意義與輿論效果不容小覷，話語權與道德制高點是西方政治堡壘，以色列也不得不應訴，奪取自己在國際輿論中的正義性降低輿論風波。
之前烏克蘭起訴俄羅斯也是用的“滅種罪公約”，風水輪流轉輪到以色列了，南非目的是主張停火訴求與輿論施壓，不是真為給以色列定滅種罪，是繼續曝光暴行的輿論攻勢，既有面子又有裡子的行動。
雙方庭上爭鋒的點在於“臨時措施”上，可以理解為民事官司中，法院要求凍結公司財產保全後再審理案件，對於加沙同理，國際訴訟有時一扯皮就是幾年，真等判決下達後再實施保護，加沙群眾早已被“滅種”。所以需要國際法院在正式庭審前，先判斷有沒管轄權，有沒必要下達“臨時措施”，被告與原告之間就在法庭上就此開始扯貓尾，為爭奪對滅種罪的定義、與對加沙群眾下達“臨時措施”的必要性展開界定辯論。
而這個界定是很模糊的，相當於判斷是故意殺人與過失殺人之間的區別，要證明客觀上有行為，是否要證明主觀上是故意的想法？這主觀意志是既抽象又玄幻難以界定，以色列拋開事實專門主觀因素，就是在詭辯。
反觀南非陳詞：“對於種族滅絕，無論何人因何事去實施都是不能接受的，是沒有任何藉口的。”三觀正確更受國際社會聲音認可。但“臨時措施”充其量屬於指導意見，是沒有軍隊來實施執行權的，俄烏戰爭中俄羅斯拒絕執行，何況有美國撐腰的中東小霸王。
因此，南非訴以色列是停戰聲音的探索與施壓，輿論攻擊能左右以色列決策，打亂其軍事部署計畫，而決定因素還是叢林法則、弱肉強食，聯合國組織提供平臺能作為錦上添花的推手，但大國博弈中是難以實現雪中送炭的救助效果的。
文：陳思靜
擊劍任俠 快意恩仇 浪蕩宦海 十載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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