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自《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法院借黎智英申請保釋一案，擅自為國安法第42條釋法，無視國安法第65條訂明釋法權只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國安法疑犯自此便屢屢成功申請保釋。法院擅自釋法的另一惡果，便是為部分罪成的被告人製造各種減刑渠道或理據，藉此「閹割」國安法的阻嚇力。早前審結、現正進行刑期覆核的「呂世瑜案」，以及早前審結的「賢學思政案」，便是兩個典型例子。
要談論「呂世瑜案」，便須了解一些法律的基本資料。香港自90年代開始，便有審訊前認罪獲1/3刑期扣減的本地案例，直到2016年的「吳文南案」中，上訴庭在判詞中提出認罪扣減的量刑指引，新指引採取越早認罪減刑越多的原則，如在高等法院審理的案件中，在交付程序時認罪獲1/3扣減，案件排期前獲25%扣減，正式開審前是20%至25%，開審首日認罪則只有20%。
由於被告呂世瑜於交付程序前認罪，法院原本想引用「吳文南案」的認罪扣減指引，減去對方1/3刑期，但控方指法院既然界定案件屬「情節嚴重」，而「情節嚴重」在《港區國安法》的法定最低刑是5年，最終法院的減刑只有9個月，呂世瑜不服上訴，法院現正審理「情節嚴重」提及的法定最低刑是5年，究竟是指量刑起點，還是指最終宣告刑期。
先談現時上訴的法律爭議點，律政司指國安法屬全國性法律，並引用內地《刑法》第62條的規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從重處罰、從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內判處刑罰」，但法官質疑內地法律是「外國」法律，不能直接引用，又質疑律政司呈交的《刑法條文理解適用與司法實務全書》是否具權威性。
可是有一點需要注意，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於2021年頒布的《關於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第三(2)條便規定：「量刑情節在對基準刑的調節結果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且罪責刑相適應的，可以直接確定為宣告刑；只有從輕處罰情節的，可以依法確定法定最低刑為宣告刑；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當然，香港法院大可以引用《基本法》，指香港與內地屬於兩個司法管轄區，毋須遵從內地最高法與最高檢的量刑指引，又可以內地《刑法》沒根據《基本法》第18條列入附件三，作為法院可將其視之為「外國」法律而毋須理會的依據，但是《港區國安法》第65條既然把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我們便能預料，人大假若釋法，必然會用上內地《刑法》第62條，以及最高法與最高檢頒布的量刑指引。
況且，整單上訴案的根本問題，是《港區國安法》第65條只有把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隻字沒提過香港法院，根據公權力「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香港法院根本沒權擅自釋法。香港法院假如在擅自釋法的同時，還要無視立法原意，把法定最低刑只視作量刑起點，准許本地法院隨便拍宣告刑定於法定刑以下，這是否利用普通法釋法有如變相立法的特色，藉此「閹割」《港區國安法》的法律阻嚇力呢？
更重要的是，先撇開香港法院最終會否無視立法原意，准許法官在量刑時，作出低於《港區國安法》法定最低刑的判決，原訟庭在審理呂世瑜案時，所引用的「吳文南案」的認罪扣減量刑指引，只不過是本地的案例法，究竟能否作為法院減刑的依據呢？這是另一個更加值得探討的課題，只是為免篇幅太長，影響文章可讀性，只好遲點再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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