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宣布退出政治工作。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則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否定攬炒。一時之間，香港反對派大佬，被稱為「亂港四人幫」的人退出的退出、頓悟的頓悟，似乎彰顯了港區國安法的震懾力量。
這也難怪。陳方安生年屆80年，退下來也是人之常情，只是在這個時間點做這件事，被人說是一定的了。出得來行一定有代價。
其實香港過去幾年的亂局，我很少批評反對派，相反是批評特區政府和中央居多。我的邏輯很簡單：不要有空子給人鑽，是當權者的責任。中央推動港區國安法立法，講到明是修補過去的「無掩雞籠」狀態，其實已經是沒有認錯的認錯。修築雞籠者，有責任確保雞籠有掩，你搞個無掩雞籠出來，然後說那些雞總是走出走入，走去境外勾結外敵，你怪那雞囉！我不怪雞，我只會怪：這雞籠誰搞出來的？修補漏洞，絕對是正確的。陳方安生、李柱銘、陳文敏之人都是智者，以前你有太大的漏洞被人鑽，不鑽白不鑽；現在你補上了，就換一種玩法。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好批評或羞辱他們的。多做好自己，少羞辱別人。
過去幾年我一直很痛心，因為香港民主派走上了激進、攬炒的道路，我幾年前就說：這是一條絕路。今天連李柱銘都承認，攬炒、革命是一條絕路。回憶一下，香港為什麼走上這條絕路呢？現在是不是有機會重回正軌？
分水嶺是2015年政改失敗一役。邏輯是這樣的：香港人（不分黃藍）說，中央承諾給予香港人雙普選，實現真正「港人治港」，但最終的政改方案，卻是有條件、有篩選的，要確保所謂「愛國者治港」，這就不是「港人治港」了。因此對於黃的一部分人，他們認為中央違背承諾了，因此要決裂；藍的一部分人倒覺得沒什麼，因為他們是中央所指「愛國者」的範疇。於是，黃營與藍營決裂，也與中央決裂，走上了暴力反抗的道路。因此，民主派一直說是中央違背承諾在先，因此黃營暴力抗爭是逼出來的。
是這樣嗎？換個角度看。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一黨執政，因此要的是100%可控，容不得出岔子。如果香港一旦落入反對中央的陣營的手裡，如何是好？真的要逼到中央出兵，豈不是說明「一國兩制」失敗，自己拆自己的台？這是中央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普選加上「愛國者」的要求，我認為已經是中央可以接受的極限。有人說：其實中央不必擔心，香港經濟上嚴重依賴國家，大家都不傻，只要給香港完整權力，他們會知道分寸的。這種想法太理想化。一個人可以是理性動物，一群人絕對不是理性動物，美國這麼成熟的民主機制，都可以選出特朗普，你說呢？香港這麼小的群體，被外人忽悠煽惑一下，選出一個高舉港獨旗幟的特首絕對有可能，請問中央怎麼辦？中央在香港完全沒有執法的抓手，除了出兵，沒有其他選擇。因此只要理解中國的現實，中央要在普選這件事上面加一道安全鎖，是絕對沒有選擇的。
民主派走進自我實現的怪圈
民主派覺得，「愛國者治港」就是要排除我了？這是你自己認為、自我實現而已。不要忘記，在分水嶺之前，民主派其實一直都強調自己是愛國者的，老一輩的民主派人士，個個都說自己是愛國者，只是愛國不愛黨而已。那麼現在中央要求「愛國者治港」，沒有要求「愛黨者治港」喔，為何你覺得排除了你呢？不要忘記，其實中央推政改方案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向民主派伸出橄欖枝，說其實泛民都可以是建制陣營。言下之意：我沒有排除你啊，你不用對號入座，只要你愛國，做忠誠的反對派，沒說你一定不可以喔。
世事就是如此，敵友之間，有時候就是一念之差。我說一句話，你偏覺得我是針對你的，那最後可能是真的成了是針對你的了。但其實這句話是不是針對你，看你怎麼理解。香港民主派覺得加這個條件不必要，那是完全站在香港的角度，沒有站在中國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由分水嶺開始，香港的民主派由「愛國不愛黨」變為「反中」、「拒中」，因為他們認為「愛國者治港」是針對他們的，自己把自己開除出了「愛國者」的陣營。中央本來想給香港可控的民主，從而避免出現港獨的局面，結果反而催化了港獨的出現；民主派為了爭取完整的權力，結果換來了更多的緊箍咒。兩個方向都在自我實現。
由「佔中」的時候我已經斷定，香港民主派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回不了頭的了，只能夠越走越激，然後不斷壓縮香港的自由，民主派會走上激進化，同時被壓縮化、邊緣化的道路。沒有人可以改變。今天剛去國安法出來可以令香港迎來新契機嗎？歷史是人做出來的，分水嶺往往是事後才看的清楚，在節點上很多變數。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今天的香港問題，被綁上了中美角力的戰車，情況複雜得多，前路並不是香港人可以選擇的。回過頭來看，英國管治時期，香港人不能選擇自己的路；哪怕回歸，也是中英兩國主導，香港人沒有多少話語權。唯獨政改一役，是真真切切香港人有權自己選擇往哪走的，可惜唯一的一次選擇機會，香港人的選擇非常糟糕。
文 : 吳桐山
學研社成員，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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