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一刻，港府已把原定於4月1日實施的垃圾徵費政策，押後至8月1日。從現行的政制角度來看，港府若真是在徵費計劃實施上「企硬」的話，照道理應該再無阻力。畢竟，徵費的法律修訂早在21年已經通過，所謂建制派又口口聲聲的說，立選和區選改制之後，香港已落實「愛國者治港」。如此一來，港府在臨門一腳是突然喊停垃圾徵費，難道純粹是因為各路人馬在媒體和網絡上發功嗎？
似乎未必，從現時的政治體制來看，煞停的唯一合理解釋，是徵費觸動到食利階級的奶酪。這裡所說的奶酪，自然不會是徵費讓對方企業帶來的額外開支，因為計劃是採用累退制徵費，意味着身家越豐厚的自然人和法人，便越感覺不到徵費帶來了額外的財政負擔，但對於草根來說則不一樣，他們確實會像港府的環保官員所設想一樣，會被打擊消費意慾，間接影響到客路以草根為主的零售店舖，加上部分零售商已因北上熱潮而影響到生意，食利者自然害怕可能的店舖倒閉潮而令減少了租金收入。
正因如此，反對派會利用垃圾徵費煽惑「軟對抗」一說，固然是有此可能，但所謂「軟對抗」有兩大特徵：一是對方不會以蓄意違法的方式直接挑戰現行建制，意味着政府無從執法；二是對方不會再像過去一樣，炒作「爭取普選」或「反對國安法」此類高度政治化的議題，而是利用具爭議性的民生議題，藉此借題發揮，甚至是散播徵費背後可能存在利益輸送的陰謀論，從而激起市民的反政府情緒。
由於垃圾徵費如本欄在另一媒體的撰文所言，已令社會上所有階級感到切身利益受損，在此情況之下，即使明知有人乘機搞「軟對抗」，原有的建制支持者亦可能樂見其成，甚至甘願地被對方當槍使。畢竟，香港「藍絲」的所謂親建制，主因很可能是源於現行建制能維護到他們的切身利益，當對方的切身利益受損之時，在「斷人錢財如殺人父母」的社會價值觀影響下，其反彈甚至有可能比反對派支持者激烈。
由是觀之，在食利階級被授予眾多權力和影響力的現行建制之下，當垃圾徵費有可能觸動到對方的奶酪時，被押後實屬意料中事。當然，雖說計劃可能是因「小我」的山頭利益而暫緩，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徵費的打擊面實在太大，所以從管治的角度而言，「企硬」推行亦未見得是好事。讓人感到憂慮的是，港府既然已選擇讓步，為何只選擇暫緩而不直接擱置，這不是留有一條尾巴，好讓人家有藉口繼續搞軟對抗乎？
須知道，既然垃圾徵費對草根而言，是削減福利還要額外頭箭，至於中小企和地主階級，則擔心會間接影響生意和店舖租值，政府暫緩徵費後不論做再多解說，奶酪被動的一方都不可能支持徵費，而計劃暫緩如同給予別有用心之人更多時間，好讓他們利用垃圾徵費問題攻擊政府。與此同時，現屆政府又決定今年內完成廿三條立法，勢必惹來未離港的反對派支持者不滿，只是對方未必敢明言，而是繼續選擇在垃圾徵費上做文章。
在此情況之下，由於政府並非只要求市民繳交垃圾處理費，不按計劃棄置垃圾還要繳交罰款，意味着計劃實施後必會有人巡查和執法，即有機會在執法過程遇上反抗。相比廿三條和《國安法》，市民更易因違規丟棄垃圾而被罰，跟執法者之間發生衝突的機會更大，若有衝突而被別有用心之人加以炒作，不排除會成為引發騷亂的導火索，加上徵費本來的打擊面太廣，致使徵費引發衝突繼而觸發騷亂的話，亦未必容易爭取到所謂藍絲的支持。
不要忘記，港英時代發生的1966年九龍騷動，起因便是由天星小輪加價港幣5仙引起，而香港當時未有海底隧道，有人為此發起絕食後被捕，最終觸發騷亂。換言之，事涉民生特別是涉及全民徵費的政策，即使做再多的游說或解說工作，都難以真正爭取到支持，而且極易被人作「軟對抗」之用，亦有更多觸發衝突甚至騷動的場景。另一方面，若徵費押後至八月實施之時，港府尚未完成廿三條立法的話，有關當局更要考慮，徵費的實施會否讓立法工作出岔子。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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