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今次人大授權常委會修訂基本法附件一、二，只是改變了香港現行選制，未來尚有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與此同時，今次選改只是改動了香港現存的政治上層建築，對於思想上層建築這一部分，以及香港原有經濟基礎所帶來的深層次矛盾，則是未有觸及。問題回來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以及中央過去曾多次提及的深層次矛盾，究竟又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便涉及唯物史觀的一些基本原理。根據唯物史觀和階級學說，一個社會發展階段中佔有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是該個社會為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則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社會意識形態，前者通稱為政治上層建築，後者通稱為思想上層建築。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基礎是上層建築賴以存在的根源，產生的是作用力；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現，產生的則是反作用力。
套入香港的情況，由於香港奉行一國兩制，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以按資分配為主的僱傭及生產關係，是為香港的經濟基礎；維持原來以資產階級佔統治地位，並且為其服務的政治法律制度，為香港的政治上層建築；因應資本主義制度而派生，以及受到外來思潮影響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及為其進行宣傳的教育和傳媒，便是思想的上層建築部分。
在此情況之下，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在於香港因為實行一國兩制，原有的按資分配生產關係本來已經造成剩餘價值剝削，再加上所謂的土地問題，以及產業上的畸形發展，因而形成階級固化的問題日益嚴重。用現代西方政治學術語來說，便是貧富兩極化和社會流動性降低。
與此同時，國家當日為了和平地收回香港，所以決定在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因而不能改動資本主義的按資分配生產關係。當然，不改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香港也並非不能透過經濟、稅制、民生政策方面的改革，以及增加政府的土地供應，從而紓緩香港的階級固化問題。某程度而言，首任特首董建華上台後推出的「八萬五政策」，以及一系列發展香港其他產業的政策建議，其終極目標正是旨在解決香港的階級固化問題。
只不過，國家為了平穩過渡，所以准許港英政府原有的公務員隊伍「坐直通車」的同時，積極地拉攏香港的大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理人，組成今日大家慣稱的建制派，而土地和房屋供應方面的改革，必然觸動到香港房地產巨頭的奶酪，再加上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衝擊亞洲各國以及香港的貨幣及股票市場，引發股市和樓市泡沫爆破，造成香港的經濟衰退。
在這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董建華最終因「腳痛」辭職，他所提出的種種改革，亦告胎死腹中。次任特首曾蔭權上台之後，管治思維上用回了港英時代的經濟放任政策，樓市和股市復甦的同時，又再形成泡沫，造成原有的階級固化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到了第三任特首梁振英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都有意解決所謂的土地問題，但是都受到多方面的壓力和抵制，最終無功而返。
與此同時，基於國際政治形勢和地緣政治的因素，境外勢力一直透過資助在野政治派系，使其作為自己的代理人，並且將香港現存的階級固化問題，歸咎於香港政治體制未有所謂的普選之上，這種論述經過傳媒和教育的傳播，逐漸成為香港思想上層建築的主流思潮，甚至連香港建制內部的某些人，都將此視為政治信仰。
是故，香港自回歸以來，政改爭拗便變得無日無之，甚至走向激進化，最終藉着逃犯條例修訂所引來的爭議，演化為期將近一年的暴力浪潮。這樣的暴力動蕩，雖說中央還是香港的財閥們均不樂意見到，可是對於財閥們而言，他們只是不希望暴力浪潮影響到生意。至於政改爭拗本身，則是能夠轉移民眾視線，使他們不再把焦點放在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之上。
況且，所謂的政改爭拗不論結果如何，財閥們都能透過「兩邊押注」，成為原有選舉制度內的「關鍵少數」，又或者是成為普選後執政一方的幕後金主，從而成為「造王者」，使到香港的政治上層建築為其服務，他們自然樂於躲在建制和泛民的惡鬥後面，坐收漁人之利。
由是觀之，是次人大決定改變香港的選舉制度，只是擋住部分受到境外勢力資助的在野派系「入閘」，從而保障香港的管治權落於他人之手，但是香港的本質性深層次矛盾，以及為了轉移矛盾而存在的所謂民主理論，以及為其宣傳的教育和傳媒體系，依舊沒有任何改變。如此一來，下一步又該怎麼辦呢？由於文章篇幅已經很長，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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