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杜琪峯早前接受外媒訪問，指自己處於創作低潮，因為感覺他和香港沒了言論自由這個所謂的「靈魂」一事，特意留到媒體熱度再說，因為整件事從本質上來說，顯然是一個過氣演藝人靠着變黃刷存在感，吸引媒體關注。像所謂建制派之前一樣，對方說了幾句話，便輪番蹦出來回應，把話題變相炒熱，反而是讓對方得逞。畢竟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曾言：「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議論還要糟糕，那就是不被議論」，對演藝人而言更是如此。
事實上，過氣演藝人靠着變黃刷存在感，杜琪峰不是第一個，按香港的媒體生態來看，他亦未必是最後一個。早在2019年黑暴爆發前，已有半紅不黑的演藝人，靠着變黃刷存在感，甚至是積攢人氣，例如上世紀90年代已沒啥人氣的黃耀明，佔中前人氣已從顛峰下滑的何韻詩，都是在佔領中環爆發之時表態，或為反對派站台，成了部份人眼中的「敢言」藝人。由於只要不犯法，怎樣表態都是其言論自由，變黃自然成了過氣演藝人「敗部復活」的法門。
正因如此，我們不時過氣演藝人變黃蹭人氣，包括曾在大陸拍片的黃秋生和杜汶澤。由於大家難以知道他是否在變黃之時，已在大陸沒戲拍，所以部分人可以把他們變黃後在大陸沒戲拍，演繹為對方因此而被「封殺」，再以此證明二人的「敢言」，雖然江湖一直流傳，後者在香港影視圈混不下去，搞到要去台灣發展，跟對方變黃根本沒關係，而是對方口不擇言，誹謗某位女明星，因而得罪行內某個老闆。
可是無論真相是怎樣，表態變黃即使到了現在，仍然是一門生意，原因正是國安法制並非像杜琪峰所言，令言論自由在香港消息，所以在當今的網絡時代，比起過氣後完全沒工作收入，過氣演藝人只要靠著定期表態箍住黃絲，便可以靠着自媒體將流量變現，或者靠着吸引對方的課金生存。至於現正服刑的黃宗堯，以及服完刑到了英國的阮民安，他們只是奸有奸輸，前者為積攢人氣走得太前，直接衝進了立法會暴動現場，後者則是虛構一名少女被控暴動，並借籌款名義詐騙，跟啥言論自由沾不上邊。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說，杜琪峯何以不在佔中到黑暴爆發之時變黃，要等到這一兩年才變？因為那時的他還在北上搵真銀嘛？自2011年的《單身男女》開始，杜琪峰便成功在大陸拍了不少合拍片，2013年的《盲探》票房在內地更突破兩億人民幣，對方根本不用淪落到靠變黃賺錢，直到2019年的黑暴爆發，對方仍忙着拍攝《我的拳王男友》，只是該片到了2020年初上映時，票房口碑雙雙仆直。電影作為一門生意，一個導演讓金主蝕到入肉，陸港兩地還有多少人敢找他拍片？
是故，杜琪峯自稱陷入創作低潮，確實所言非虛，但歷史在在證明，對方的不濟早在2019年已經顯現，他的作品更被知名影評博客《講。鏟。片》揶揄，指其「晚節不保」，但當時的香港莫講未有國安法，而且街頭上每隔幾天便有黑暴，港獨口號還滿天飛，處於言論自由正被瘋狂濫用的時期。當然，存在被逼害情意結的黃絲，根本不會在意杜琪峰實際上在何時「回塘」，他們只需要有人為自己代言，加上對方由於早已「回塘」，所以他們大可以能將對方無戲拍，歸咎於所謂的「封殺」，或沒言論由令其沒創作靈感，形成邏輯閉環。
在此情況之下，所謂建制派指責對方，其實沒啥實質意義，只會增加其邏輯閉環的說服力。若是覺得非回應不可，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指責，而是感謝他接受外媒訪問時胡說八道，變相引證了香港的言論自由，並沒因為國安法的實施而受損，然後推介大家觀看對方在黑暴爆發時上映的合拍片，稱讚對方在香港黑暴時，還在大陸專心地拍攝電影，最好當然是有電視台買下該片版權，然後趁此爭議期間轉播，我們便能用收視率說話了！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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