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由於23條的成功立法，增加了境外反華勢力在港進行諜報、滲透、破壞與顛覆的工作難度，自然會惹來他們的激烈反應，但已在反對派從現有建制退場的情況下，他們針對香港的手段只相信剩下幾招，分別是：製造國際輿論、制裁港官與司法人員、逼香港有業務的外企撤資、夥同金融「大鱷」衝擊港元和港股，又或者是用其絭養的恐怖分子發動襲擊。
是故，當局應在輿論、司法、金融，以及反恐四個層面，積極做好防禦工作，同時要加強整個治港班子的組織與紀律，避免「第五縱隊」混入建制。先說輿論方面，港府在23條立法期間，成立了所謂的應變反駁隊 ，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擔任隊長，三名行會及立法會議員為成員，兩大司長作出支援。然而，這個反駁隊在23條成功立法之後，還是否繼續存在呢？若是繼續存在，又是否必要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便須先應清一個政治事實：境外勢力針對香港的反宣傳，不是到了港府重啟23條立法時才出現，亦不會在立法成功後便消失。因為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西方陣營的冷戰思維其實從未消除，只要中國仍以社會主義為根本制度，對方仍會繼續其反華政策。哪怕是國家改變了根本制度，只要其綜合國力被西方陣營視為威脅，他們仍有繼續維持其反華方針，直至中國徹底淪為西方陣營的半殖民地，情況如同蘇聯瓦解後，西方仍是繼續反俄一樣。
在這情況之下，香港其實自回歸一刻起，西方要麼用盡一切辦法，證明「一國兩制」的政策失敗或名不符實，要麼是設法利用「一國兩制」，扶植親西方勢力，並助其奪取實質管治權，從而使香港淪為對方的半殖民地。可以說，在2019年黑暴爆發之前，西方對港工作的做法，一直是傾向後者，直到中央出手制定國安法，以及決定完善香港選制之後，對方的做法便改為前者。
說到這裡部分綏靖主義者可能會說，西方現在想搞殘香港，是因為中央的接連出手，正如他們會把外國的對華政策轉趨強硬，歸咎於國家近年來不再「韜光養晦」。然而，這種想法除了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病徵外，更是缺乏國際政治視野的表現。先說一個簡單道理：任何國策的推行，都是以照顧國家整體利益為前提，香港奉行「一國兩制」亦是一樣，其終極目的是讓香港能為本國整體利益創造價值和貢獻，而不是純粹照顧香港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理解中央出手遏止黑暴背後的思路：在香港變成徒具「一國兩制」虛名的西方半殖民地，以及保住管治權但會被西方狙擊之間，國家只可能選擇後者。況且，即使國家在香港問題上繼續選擇綏靖，西方的反華力度亦不會降低，因為國情早已不同：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有着龐大的所謂的「人口紅利」供外資利用，但在「人口紅利」用得七七八八，以及避免未來出現拉丁化的情況，便只能搞產業升級，而這樣做又必然會動到西方陣營的核心利益，所以無論怎樣去「韜光養晦」，人家依舊會改用強硬的對華政策。
另一方面，過去部分西方學者和政客相信，只要促進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產和小資產階級便會形成，之後他們便會跳出來，發動顏色革命，從而顛覆原有的政治體制。然而，這一情況不但沒在中國發生，反而隨着國人到海外留學和旅遊，因而逐漸見識到西方的雙重標準，再加上國家的發展，實在有目共睹，造成執政共產黨的聲望近年來不跌反升。換言之，西方對華政策的調整，某程度上是源於歷史已經證明，他們過去的「和平演變」套路，在中國根本行不通。
正因如此，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不過是西方調整對華政策的開始，所以後來才有2019年的「港版顏色革命」，以及後來他們大打「台灣牌」的舉動。如今，西方針對23條立法開展的行動，只是對方反華大方針的一部分，意味着他們針對香港的反宣傳，亦不會因為隨着立法成功而結束。是故，因應23條立法而成立的應變反駁隊，不但不應裁撤，更應進行擴編，分工亦應更明細，處理的話題亦毋須只針對23條的反宣傳。至於具體的擴編和工作的建議，本欄遲點將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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