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有內地遊客在港說普通話而被冷待，反映普通話雖是國家的法定共同語，但在香港仍處於語言弱勢。究其成因，在於《基本法》第9條雖訂明中文是正式語文，但沒述明條文中的「中文」是否以國家通用語文為標準，致使港府在回歸廿五年多以來，都只是以所謂的「兩文三語」政策推廣普通話，卻沒有亦似乎無意透過本地立法，確立普通話和簡化字的法定語文地位。
在此情況之下，相關部門首先要有清楚的認識，明白國家安全不能只把焦點放在傳統安全領域，非傳統安全領域中的本土文化，亦應予以重視，特別是地域之間的語言隔閡，古今中外都是滋生分離主義的土壤，而香港的分離主義者早在十年前開始，已利用粵普之間的語言隔閡，故意製造對立，乃至藉機推動文化港獨，所以扭轉普通話在港所處於的語言弱勢，已成了刻不容緩的事。
有了清楚的認識後，自然是如之前的文章所言，敦促港府修訂現行的《法定語文條例》，以及其他涉及廣播及教學語言的法例，使普通話與簡化字成為法定的公務語文、廣播語文和教學語文。鑒於過往慣例，港府的修例很有可能遇上司法挑戰，所以中央亦應做好兩手準備：假若有人為修例而申請司法覆核，全國人大常委會便應趕在法院批准對方的司法覆核之前，以解釋《基本法》第9條的方式一錘定音。
至於本欄在之前的文章提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將內地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其實在可以不用的情況下，最好還是不要動用。首先從法理上而言，人大釋法和引入全國性法律，雖說後者面臨的法律挑戰風險較低，但是兩者同樣有《基本法》作為憲制依據，可見有釋法為本地修例兜底的話，其實毋須用上《基本法》第18條。
其次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雖說釋法還是引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都會引來西方勢力的非議，但是自回歸以來，中央過去已曾多次釋法，西方會因此而作出外交反制的可能性，相信不會太大。況且，港府若在修訂《法定語文條例》後，沒有人入稟法院申請司法覆核的話，便意味着沒人質疑普通話的法定語言地位跟《基本法》牴觸，人大自然亦沒事主動釋法的必要。
是故，只有一個情況，才要由人大常委會引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那便是港府不願主動修訂本地的《法定語文條例》。問題是香港絕大多數公職人員，都是在港英時代接受教育，除非畢業後有去主動學習，否則都是不諳普通話。另一方面如之前的文章所述，即使在所謂的建制派內部，都沒多少人意識到普通話是國家法定公同語，他們有責任推動普通話成為本港的法定語言，可見若非從上而下逼使香港修例的話，普通話成為香港法定語言的最大阻力，很有可能來自本港的建制內部。
其中一個典型例子，便是考評局取消了今年DSE的中文口試，根據局方解釋的理由，是因為中文是大部分學生的母語，即使取消口試，日常生活及課堂活動，亦能提供機會訓練學生的說話能力。然而，中文口語在香港明明有粵普之分，當局若真是有心推廣普通話，提升其語言地位的話，乃至只是純粹根據他們一貫的「兩文三語」政策，積極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應用水平，都不應只是取消中文口試，而是規定口試由過去可以選擇用粵語考核，改為必須以普通話考核。
由是觀之，不要說立法確定普通話的法定語言地位，連要求普通話會話成為高考必考科目，當局都似乎從沒意願推行。除了普通話之外，規範漢字 (簡化字)作為國家的通用文字，在港廣泛應用的最大阻力，其實亦有可能來自本港的建制內部。只是繁簡體字在港的應用，又是一個需要詳述的課題，本欄只好在下一篇文章中，列舉幾個例子證明之。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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