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此事已經不宣新聞，但在《港區國安法》和廿三條相繼出台，成功讓社會秩序恢復之後，綏靖主義在坊間似乎又再死灰復燃，其論調亦往往是打着拼經濟的幌子，說得國安和經濟不可兼顧一樣，例如早前提到有商界中人，公開教唆當局「說少一點，抓少點人」，近日又有曾入民主黨的前高官張炳良，建議當局鼓勵某些團體去集會，證明香港仍有集會自由，又指部分於2019年黑暴爆發期間被捕之人，至今尚未被起訴，當局可以公布不再處理，並強調此舉不是特赦，而是為事件劃一條線云云。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地緣政治局勢波譎雲詭，此時社會內湧現此等主張姑息綏靖之見，實屬意料之內。可是早在二千年前，古人已知姑息之禍害。東漢政論家王符曾於《潛夫論》有云：「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又以放任雜草滋生為比喻，指出「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現代的西方犯罪學者亦曾提出「破窗效應」，強調有法不執，猶於有人毀壞窗戶而不處理又不追究一樣，會吸引其他人仿效，其惡行甚至會變本加厲。
除了姑息等於縱容犯罪之外，此等言論更有公然教唆執法人員玩忽職守之嫌。根據《警隊條例》第10條，除了維持治安、防止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的發生和偵查刑事罪及犯法行為之外，拘捕一切可合法拘捕而又有足夠理由予以拘捕的人，亦是警隊的職責。若有人因為境外勢力的負面評論，或者其他政治因素，便在明知對方有犯罪嫌疑而不加以拘捕，即屬執行公職的過程中故意疏忽職守，可以普通法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論處。《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89條則規定：「任何人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另一人犯任何罪行，即屬就同一罪行有罪」。
至於呼籲當局不再處理被捕而尚未起訴之人，更是有教唆當局政治干預檢控機關之嫌。誠然，此一做法不算特首行使特赦權，因為特赦是指赦免已被法院裁定有罪之人，亦不是建議大赦，因為大赦通常是指某段時間內作案的罪犯或疑犯，都能免被法律追究。然而，根據《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這一條文既是指律政司不應受到其他外來勢力和壓力干涉，亦是規定其他公職人員不應因為政治因素干預律政司辦案。
為此，律政司的《檢控守則》明確規定，檢控人員不得受下列因素影響︰「a.任何涉及調查、政治、傳媒、社羣或個人的利益或陳述；b.檢控人員對罪行、疑犯、被告或罪行受害者的個人感受或看法；作出的決定對處理案件的人在個人或專業方面可能造成的影響；c.對政府、任何政黨、任何團體或個人在政治上可能帶來的影響；d.傳媒或公眾對有關決定的可能反應；e.疑犯、被告或任何其他涉案或相關人士的種族、宗教、性別、人種或國籍、膚色、語言、政見或其他主張、社會階級、社會或政治連繫、公職地位或其他社會地位、合法活動、信念、財產、健康狀況、殘疾，或任何其他個人特性(即使或需基於其他原因而顧及這些考慮因素)。」
是故，檢控人員理應嚴格遵守《基本法》第63條和《檢控守則》，必須根據法律、可接納的證據所證明的事實、控方已知的其他相關資料，以及任何適用的政策或指引，公正理智地行事。若是有人因為在乎某些內外部勢力的負面評論，於是慫使行政當局干預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工作，意圖驅使對方放棄某些本應檢控的案件，如同要對方違反《檢控守則》行事，亦是有着教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嫌疑。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說，對方的建議是以證據不足為前提，即案件尚未提交至律政司，但有一點需要注意，香港根據《基本法》沿用着普通法制度，可循公訴程序定罪的刑事罪行，除法例另有明文指明外，一般沒有檢控期限。所謂的證據不足，未必代表對方無辜，更有可能是疑犯被逮捕後，警方繼續進行調查，收集相關證據以支持起訴。如此一來，建議執法機關公布一個檢控期限，時間一過便放棄偵查，不但只沒有法律基礎，更是教唆警隊罔顧其偵查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的職責，違反《警隊條例》第10條的規定。
最後但是不得不說，不論《基本法》、《香港國安法》還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均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條款繼續有效，港人享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均受法律保護。事實上，根據警方數字，去年共接獲341宗公眾集會和遊行申請，其中遊行佔270宗。全部均獲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可見政府即使像某些人的建議一樣，煞有介事地鼓勵某些團體遊行，只要某些外部勢力懷有成見，其污衊香港的行徑是不會有所收斂。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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