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跟一名金鐘政總上班的朋友吃飯，當時港府正在搞法律適應化修訂，把含有港英時代權力機關的原有法律提述改掉，朋友便指有建制中人希望政府在此之後，把含有港英時代政治人物的街名改掉。由於如此的建議太無謂，加上當時沒人公開提議，所以沒有當作一回事。直到近日，竟然聽到真的有議員建議更改街名，還要上綱上線，把此事跟「去殖化」扯上關連時，便覺得此事着實需要一說。
這名議員提議更改街名後，另一位經常公開發言的行政會議成員，便反問「去殖化」要到何種地步，是否連「一國兩制」的兩制也要不要「去殖」而放棄普通法，繼而反問這樣做香港香港還算有什麼特色。雖說改街名着實無謂，但豪不客氣的說，如此反駁着實抓不住重點，非但說不出為何不可以改街名，甚至所謂「去殖化」要到何種地步的反問，已是在變相承認改街名，是一種「去殖化」的行為。
某程度而言，無論改街名的提議者，抑或是反對的聲音，都似乎不太清楚何謂「去殖化」。所謂「去殖化」是擺脫過往殖民統治影響的過程，通常是先由政治上層建築開始，之後到經濟基礎，並且同時從觀念上層建築的層面去殖。政治上層建築方面，主要是指權力機關成員的本地化，這也從側面解釋《基本法》何以規定，特區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須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特首和港府主要官員須由中央政府任命。
可是比起港人治港的落實，意識形態和經濟基礎的解殖，才是更加關鍵的部分。先說經濟基礎，是指該地的生產關係能擺脫前宗主國及其盟友的操控和依賴，說得通俗一點，便是做生意時毋須時刻仰人鼻息，生怕得失對方會丟了生意，自己便活不下去。能否做到這一點，既視乎糧食自給率，亦要視乎其科技自研水平、外資依賴率，以及本地消費力。從全國層面而言，中央一直有在上述方面發力，努力維護國家的經濟自主，但是從香港此一地方層面來看，對於外來投資又是否極度依賴呢？
這個問題，答案其實不言而喻，這也是何解部分建制中人，總愛說香港是外向型經濟。當然，本文不是在兜售經貿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香港成為外來投資內地的重要窗口，確實有利於全國的經濟發展，繼續維持此一功能，亦是香港奉行一國兩制的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只是吸引外資不一定是要依賴外資，依賴外資又不一定要依賴某個或某幾個國家的投資，更不一定要為了挽留或者吸引這些外資，便默默忍受他國的政治干預，甚至是選擇妥協。說得通俗一點，便是跟歐美列強做生意，不等於要跪着掙錢。
然則，香港的情況是什麼樣呢？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港區國安法》落實之後，港府領導班子已比過去硬氣了不少，但是否所有建制中人都那麼有骨氣？這就涉及意識上層建築的問題。其實，比起政治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意識形態的「去殖化」，才是最為困難的部分，當中包括既破除部分民眾的戀殖心態，亦包括民眾特別是建制中人的媚外和懼外情緒，前者需要靠提升管治水平和民眾獲得感來解決，後者則要靠提升文化自信來解決。
事實上，大家若有留意那些緬懷和歌頌港英的言論，便會發現他們大都是從前港督麥理浩推行的改革說起，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百多年的港英統治水平如何，基本上都是避而不談。因此，香港的所謂戀殖，絕大部分不是源於逆向民族主義，從血統上承認殖民者比較優越，亦跟權力機關產生辦法無關，因為港督本來便是由英國國王欽點，而是因為麥理浩改革緩和了香港當時的階級矛盾，提升了當時的社會流動性，增加了民眾的獲得感。
換言之，國家領導人提出的「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從而提升民眾獲得感，才是從根本上消弭部分港人的戀殖情結，從意識形態層面去殖化的重要一步，問題是領導人講話說了幾年，上到政府高官下到建制內有公職之人，有多少人做過啥實際行動？另一方面，不盲目地仿效外國的體制和經驗，不會因為西方政客說幾句施壓，便去顧忌所謂的國際形象，又有幾多建制中人做得到呢？
上述這些問題，本文無意評析，只是無論如何也好，改街名之所以無謂，不是因為所謂的香港特色，而是無論從經濟基礎、政治還是意識上層建築而言，這樣做都是跟去殖化沾不上邊，既不會提升香港的經濟自主度，亦不會減低部分人的戀殖情緒，更無法確保特區當局在制定政策時，不會再媚外懼外。某人提到的普通法，亦是跟虛無縹緲的所謂特色無關，而是繼續保留此一制度，有利於國家跟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之間的經貿往來。
說到這裏，或者有人會拿法律適應化說事，但兩者本來便是不能相提並論，因為法律字眼的提述差異，本來便有可能扭曲條文的法律原意。舉個簡單例子，原有煽動意圖罪中的「女皇陛下」，是具體的國家元首，若不作修訂並按文意原則 (literal rule) 解釋，是否只把煽動他人憎恨國家主席入罪，煽動他人憎恨中央政府則沒問題？由是觀之，法律適應化絕不無謂，本身有着實際作用，跟改街名不是同一回事。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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