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他人的私生活和性取向，實在是關卿底事，但建制內總有些人，總是熱衷於高調地反對同性婚姻，而且一到選舉年便拿來炒冷飯，例如早前的立法會，本身是耶教徒的何君堯便提出無約束力議案，促請特區政府擁護《憲法》和《基本法》，堅決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防範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響。
為此，身兼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新民黨籍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表示，覺得議案有問題，並質疑「一夫一妻」並非中國傳統文化，而是新中國建立後才確立的制度。葉劉之言可謂部分準確，因為民國十九年(1930年)制定的民法，其第985條已禁止有配偶者重婚，只是娶多一人者毋須負上刑責，只可作為另一方的離婚理由，算是理論上確立了一夫一妻制。
當然，無論一夫一妻制是何時在中國和香港確立，其制度都是由西方耶教教義的產物，然後再傳入中國，滿清覆亡前的傳統中國，一直採用一夫一妻多妾制。是故，不論有人是因為其個人的宗教信仰上反對同性戀，抑或是性觀念相信保守，於是要以守護一夫一妻制為名，反對同性婚姻，也不應該潑「傳統中國文化」的髒水，弄得傳統中國跟西方一樣，熱衷於排斥乃至打壓同性戀者。
除此之外，有些人總愛拿《憲法》和《基本法》說事，弄得同性婚姻是憲制上不容一樣，但是大家只要翻查《憲法》第49條，其原文中的「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和「禁止破壞婚姻自由」，以及《基本法》第36條的「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和自願生育的權利受法律保護」，都沒出現「一夫一妻」及「一男一女」的法律字眼，意味着同性婚姻即使獲法律承認，也不能算作違憲。
反之，政府現行法例不承認同性婚姻，同樣也不屬違憲，因為一對配偶是否過着事實婚姻的生活，跟其婚姻是否被法律承認，其實是兩回事。《憲法》和《基本法》兩條條文，只是保障的是婚姻自由，以及實質的婚姻生活受到法律保護，不被他人破壞，即是香港居民只要能夠不被打擾地締結事實婚姻，不論其結合是同性還是異性，已屬符合憲制上的要求，當局具有選擇是否承認同性婚姻的立法權力。
是故，當局是否選擇立法承認同性婚姻，跟擁不擁護《憲法》和《基本法》無關，而部分人總是假扮自己捍衛一夫一妻制，更將是以此掩飾其反對同性婚姻的立場。事實上，他們若真心捍衛一夫一妻制，何不呼籲政府引入民國時期的民法第986條，禁止「小三扶正」？何以不引入台灣當局除罪化前的刑法第239條，禁止婚後與他人性交？又或者將內地重婚罪的司法解釋變為成文法，把有配偶而與他人締結事實婚姻的行為，列作刑事罪行？
最可笑的是部分議員的反同婚言論，明顯不符合其法律的專業背景。如動議內容引用了內地《國家安全法》第23條的「防範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響」，但我國從沒把同性戀或其結合貶斥為「不良文化」。誠如之前的文章所述，內地現行的《民法典》第36條，都容許同性伴侶充當另一半的意定監護人，讓其中一人喪失或部分喪失行為能力時，對方能夠履行監護職責，某程度上當局亦可仿效，以此作為同性配偶提供的替代方法。
有議員宣稱要取締終審庭之前審結的「岑子杰案」，亦是法理混亂。終審庭的判決權是《基本法》第2條賦予的權力，行政和立法機關何來有所謂「取締」的權力？對方要反對當局為同性配偶提供婚姻外的替代辦法，極其量只能在政府服從法院判決，於判決兩年內提交替代方法的立法草案時，在《基本法》第73條的規定下投下反對票，假若其他議員也是反對居多，議案便不獲通過，而不是甚麼「取締」終審庭判決。
有人擔憂所謂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又是令人莫名其妙。誠如前文所述，港英自從在1991年修訂法例，將同性肛交非刑事化以來，不論男同還是女同性戀者在回歸之後，都有締結事實婚姻的自由，亦有共同渡過事實婚姻生活的合法權利，既然早已合法，何來所謂的「合法化」？把同性婚姻獲法律承認，跟「合法化」混為一談，說得當局至今仍像九十年代時的港英政府，將同性戀列為刑事罪行一樣，這是有心還是無意呢？
由是觀之，有些人明明是因其宗教信仰而反對同性婚姻，還請光明磊落一點，不要把洋教的性觀念，說成是啥中國傳統文化，亦不要夾硬地拿《憲法》、《基本法》和內地的國安法說事。除此之外，既然有人要把自己扮作一夫一妻制的衛士，便煩請徹底一點，直接主張立法禁止婚後與他人性交，或至少應主張事實重婚刑事法，只是如此一來，會否得罪某些婚後還不檢點的金主呢？這便是另一個課題了。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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